“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一贯坚持报刊宣传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对城市贫民之取得、忽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和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办《时事简报》的要求，并于1931年3月亲自草拟和颁布《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守旧观点”。在文风和通俗性上，毛泽东要求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以便于群众阅读。在宣传内容上，毛泽东强调要多报道“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等，这样“群众一定喜欢看”。在篇幅和字体上，毛泽东规定“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宣传要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原则。他严肃批评了《解放日报》“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错误，并亲自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字方针，以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报刊宣传中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生活，使群众在阅读报刊后能够“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二是要在研究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在报刊中解读和宣传党的政策，表明党的立场。从而达到“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的宣传目的。

“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集中火力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和擅长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打宣传战。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党内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通讯社等向前线官兵和全国人民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抗战理念，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宣传方针：一是宣传抗战典型（平型关、台儿庄等）；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三是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以提高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如，1943年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组织宣传反击战并要求各地报纸、通讯社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从而达到“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分子”的目的，以“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计划胎死腹中。此外，由于党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时刻变化着的，因此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观察形势变化以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如1946年5月22日，为配合政治谈判，毛泽东致信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余光生：“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同年6月23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迅速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再次致信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集中火力“予以揭穿”，有力地声援了中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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