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第二十九条规定，“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将党纪中对应的违纪行为转化为职务违法行为。政务处分法施行后，公职人员出现上述问题，不仅违规违纪，还属违法行为，在被党纪追究的同时还要受到法律惩戒。

还比如，该法将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第四十条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等违反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行为纳入违法情形，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全面强化对公职人员的严要求。

该法根据国家监察的性质和特点，结合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有关规定，对政务处分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构筑监督公权力的制度笼子，以制度约束实现“不能”。

第三条规定，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和处分，从而将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和任免机关、单位的主体责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推动两个责任贯通联动、相互促进，形成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

实施政务处分，目的是惩戒极少数，教育大多数。该法在总则部分开宗明义，明确立法是为了“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并且在第三条要求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第十二条规定，“公职人员因不明真相被裹挟或者被胁迫参与违法活动，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减轻、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强调对违法公职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其主动认识错误、改进提高。这也充分说明，政务处分归根结底是为了督促公职人员提高思想觉悟、涵养廉洁文化，做到因觉悟而“不想”。

不敢、不能、不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该法施行过程中，要把握好不敢、不能、不想的整体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坚持一体推进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增强标本兼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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