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国家监察范围，党和国家监督工作逐步延伸到每个领域、每个角落。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通过与党纪的衔接，发挥协调效应，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关于违反纪律情形的具体规定，根据公职人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吸收和完善，形成与党纪处分相贯通的政务处分制度。纲举目张的同时，通过对处分情形、处分后果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公职人员开列“负面清单”，在纪法贯通中体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比如，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四条对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处分规定，第三十五条对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处分规定，第三十八条对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处分规定，第三十九条对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误导、欺骗行为的处分规定，等等，都传递出加强日常监督，推动抓早抓小的明确信号。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将作风问题纳入违法情形，将党规党纪中对党员的要求转化为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约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落马党员干部篡改、伪造人事档案问题并不鲜见。“五假干部”卢恩光，年龄、学历、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第二十九条将档案造假纳入政务处分情形，体现了立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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