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巍:你是中国创新创业国家战略的密切观察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是自主创新的推动者吗?你认为中国有没有像你著述中提到的卓越创新公司典范?如冰岛的索尔法尔公司等,它们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仅仅是新技术的应用。中国怎么才能培育出更多这样的公司呢?
菲尔普斯:这些年来,我访问了中国的几家公司,对其中大部分或全部公司都形成了积极的印象。在我看来,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可能与冰岛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有一定差距。
李大巍:独立性、主动性、成就感和对竞争的接受度,这样的现代理念在自主创新程度高的国家都很强。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提升这些现代理念?
菲尔普斯:显然,中国人有着巨大的活力。我认为,很明显,中国人有表达创造力的强烈愿望。我不知道中国人有多愿意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航程。我认为,在美国和中国,这必须从教育系统开始。当然,在某些时候,父母也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帮助鼓励这些有助于创新的价值观。
李大巍:近年来,一些全球化的曾经支持者不断质疑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卷土重来。这次疫情暴发可能是全球化的重要节点。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一些国家已鼓励其企业撤回本国。这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挫折吗?或者,国际社会是否正在走向后全球化时代?
菲尔普斯:如果新冠疫情暴发被证明是反全球化的导火索,我将感到惊讶。我当然赞成在学生交流、科学研究和国际贸易等广泛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我只知道少数几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从一个或多个国家撤出。我认为,将这些撤出视为后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开端是毫无根据的,当然是不成熟的。
李大巍:非常感谢你,菲尔普斯教授。你从历史、价值观、创造力的角度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未来。
菲尔普斯:谢谢!看起来疫情已经趋缓,我很期待下半年再次访问中国一到两次。
《光明日报》(2020年06月12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