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巍：在成功抗击疫情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中国政府决定启动组合措施，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也公布了重启经济的方案，在第四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非常大手笔和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集中在就业和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白宫正推动重新开放经济活动。我注意到，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计划经济”也在发挥作用。你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佳战略是什么？

菲尔普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不会被考虑的干预措施。关于宏观经济，如果我可以引用凯恩斯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各个参与者来说，什么是最好的策略。

李大巍：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在鼓励人们用创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来抗击疫情，比如基于5G技术的远程医疗，基于人工智能的设备。在复工复产后，中国政府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后疫情时代，创新将引领国家经济发展，是系统性发力的组织部分。

菲尔普斯：是的，正如你所知，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从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受益匪浅，而不仅仅是创业。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伟大的企业家。在中国的所有时间里，我被中国人民非凡的执着和巨大的决心所打动。过去的三四年里，中国新公司的形成速度惊人，这表明许多这类公司的成立都是为了开发和推广创始人的新思想。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创新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表达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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