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医少，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当一种瘟疫大范围流行时有其规律特点，抓住主要规律，通治方用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在主方基础上，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尽可能个体化用药。“大水漫灌”加上“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证施治，通治方是辨证论治的灵活体现。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最开始死亡率也高，超过10%。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事实证明，中医疗效非常理想，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病程缩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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