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时段、大历史观的形势判断上来看，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安全体系的冲击具有某种必然性，但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基本走势。我们可以对当下国家的总体安全作出三个基本面的形势判断：

第一，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具有根本战略地位，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减损疫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这个影响在国际上表现为，我国大国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所展现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会加剧两种体系之间的紧张，我国在抗疫中展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无差别性原则，或者说平等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可能为世界秩序建立新的道义基础，形成基于团结、仁爱的无差别政治，从而主导相应国际话语和国际规则，消解西方自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来基于斗争、实力而形成秩序的差异政治，这是确保我们在国际上巩固政治安全与制度安全的根本。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我国的道义人权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国际法律话语、规则与实践体系，在全球防疫中更加有所作为，担负起大国建构正义秩序基础的责任；疫情对政治安全的国内影响则表现为，防疫对于我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正确处理道义与功利，必要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考验，这些都与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有紧密关系。防疫一方面坚持举国救援，实施无差别人道主义救助，展现出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道义理念，另一方面由于应对疫情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基于有效控制疫情的需要，又不得不在手段上导入限制权利、强制行使公权力的因素。依法治国原则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等合法性原则也会遭遇应急、应变等必要性考量，在今天我国将政治安全与制度安全建立在依法治国背景下，需要我们有很多智慧来消解必要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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