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要引导我国国债收益率稳中有降，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我国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一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有不畅之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切忌大水漫灌，应该强调精准施策，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同时，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国外央行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商业票据，稳定企业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协同配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发力？

刘俏：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关注两个与基建相关且有很大空间的投资领域。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形成统一大市场，并将更多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风险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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