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日常饮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食物简单粗陋，粗粮主食占食物消费比例过大。成都劳工阶级米面等主食消费占食物总支出的75.13%，北平更高达80%。住房方面，绝大多数贫民全家挤在一间陋室生活，而人力车夫等苦力更只能寄居在车厂和小店之中，甚至露宿门楼和桥洞之下。因为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开销为食品、房租和燃料所占据，能够用在衣着上的开销可谓少之又少，最困难的群体只有依靠慈善捐助来解决衣着问题，其余的也多通过冬夏衣服循环典当，合家共用一套棉衣裤等方式来勉强应付衣着上的最低需求。总之，民国时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生计艰难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城市之中，而内地城市因为经济水平整体贫弱而更为严重。
广大内地城市贫困人口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日趋严重，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犯罪、自杀、娼妓、乞丐等“城市病”日益严峻，而贫困则是上述问题的最大根源。国民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曾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以缓解或解决贫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例如成立救助机构、颁布慈善与救助法规、鼓励慈善事业等。但由于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腐败与低效，使得民国前期的各级政府未能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真正有效的救助。
广大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面对自身的艰难处境发出了绝望的呼声，亦为自身图存与反抗社会不公做出了不懈的抗争。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到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从争取自身权益到反帝、反侵略、反专制的政治觉醒，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群体逐步走上政治舞台，成为近代社会革命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通过对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尚处于艰难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的衍生与折射。同时，对于贫困人口悲惨的生活境遇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则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贫困对于城市社会建设的破坏性作用，而国民政府对于这些社会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失败的过程也揭示出，只有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与安定和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方能解决包括贫困人口问题在内的中国之发展与出路问题。这正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所在。
《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