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疲弱的内地城市经济并不能为大量涌入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以维持生计。根据1920年M.S.Gamble（甘博）对北平所做的社会调查，全市约有失业者96850人，占全市人口的11.95%，到1930年北平失业者已经增加到23万，约占全市人口的17%。1935年汉口市人口总计801949人，其中有职业者为539842人，约占总人口的67.32%。根据1926年四川省警察厅对普通户的户口统计，成都全市普通户男女共计304291人，其中有职业者107544人，无职业者45234人，失业者为151513人，失业率约为49.79%，而无业与失业人口合计占了人口总数的64.66%。无业和失业人口激增，使得有职业者也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菲薄的薪酬收入。
当时对北平、武汉、重庆、成都等内地各大城市的劳工家庭的调查统计都表明，青壮年构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普遍都超过了人口比例的半数。在性别比例方面，贫困人口中男性虽然多于女性，但性别比例反倒普遍低于所在城市的性别比例，例如北平市公安局1930年户口统计表明，北平人口男女比例为158.83，而同期贫民性别比例为119.31，这反映出妇女经济地位相对更为低下的现实。内地城市贫困人口主要以来自城市周边地区的本省籍人口为主，这主要是受到当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也反映出当时内地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局限。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除了少数产业工人，大部分苦力和女性的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下，经济的贫困是贫困人口缺乏教育的根源，同时也导致脱贫更加困难和贫困代际传递的加剧。
生计极为艰难是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少贫民月收入尚不到10元，且很不稳定。由于收入不敷所出，贫民不得不仰之于借债、典当，以维持生活，其中不少人还要依靠各慈善机构的救济。例如，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所调查北京之1200家贫户之中有各项债务者464家，占总数的38.7%；经常典当者790家，占总数的65.83%。与微薄的收入相应的是难以糊口的生活，1937年成都劳动负贩界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高达63.34%，有些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已高达85%以上，可以说是“仅能生存或说半生不死”状态，更无什么教育、娱乐、医疗之类的消费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