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是他们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义地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视为人类解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和福音，而且还使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更多和更普遍。

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绝非什么难事，但要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就不容易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站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上，从不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危机、罪恶等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寻找替罪羔羊。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因而是永恒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不是由它自身造成和带来的，而是另有原因。他们不去“检验国家各个前提本身”，不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他们为资本主义找到的替罪羊是自然界，他们把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一切罪恶包括贫困、疾病、战争和瘟疫统统归于自然原因。这些为资本主义开罪的学说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做的最为过分和最为荒谬。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马尔萨斯杜撰了一个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增长，人口的生育和繁衍按几何数增长的自然规律，并认为这一规律“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除了马尔萨斯，还有其他经济学理论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派也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自然界贵金属的稀缺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争夺，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战争和苦难，在重商主义者眼中，金钱就是神，而自然界什么都不是；重农主义则把资本主义导致的灾祸归之于土地的稀缺和有限性，在重农主义者眼中，地产才是“唯一的”“主体本质”，而劳动是从属于地产的。总之，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各种理论都毫不掩饰地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归之于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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