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老领导、老企业家已年过古稀，如果不及时让他们讲述亲历的故事，以声像形式作为档案保存，会很可惜。所以我们本着档案意识和对后人负责的历史意识，也要做这件事。
【史事】
中关村1992年后再无“姓资姓社”争论
新京报：经过第一期口述史的拍摄之后，你对中关村有哪些新的认识？
申建军：我20年前在海淀区工作过，是中关村历史的参与者之一。但这次参与又让我对中关村感受更深。
感触最深的就是创业艰难。当时的体制束缚和法律缺失，让企业困难重重。比如，当时物价法规定，机电产品价格不能超过成本的12%，这么一来，科技公司就没法发展了，而现在看这叫科技附加值，越高越好。另外，软件不能定价，也不能算在成本里，现在看这就是知识产权。再比如，银行不愿担风险，不想给科技公司贷款，于是各企业之间互相担保，有点共存亡的劲头。
现在创业是很正常的事，但那时下海并不光彩，有些下海的是“两劳”（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当时中科院科研人员下海后，孩子在学校登记父母职业，都不敢登记是办企业的。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关村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其实党和政府很多领导的支持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力挽狂澜。所以，中关村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至今仍不过时。
新京报：口述史中提到，中关村起步阶段曾有过几次大风波，是怎么度过的？
申建军：根据当事人回忆，至少有三次大的风波。
第一次是1983年，社会上风言风语，说科研人员办企业是中科院的大损失，把几十年的科研成果拿来“倒买倒卖”。实际上，是这些科研人员去美国硅谷参观之后，回国看见大量科技成果尘封着，觉得可惜，同时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回城没事做，他们就把科研成果拿来转化，让回城知青有事干。早期最有名的公司是“两海两通”，比如京海公司就是搞了几个计算机机房，不算什么高科技，但却带动了计算机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