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新闻 > 政务新闻 > 正文

17位见证人讲述中关村创业史

2018-03-20 11:37:04  新京报    参与评论()人

一批老领导、老企业家已年过古稀,如果不及时让他们讲述亲历的故事,以声像形式作为档案保存,会很可惜。所以我们本着档案意识和对后人负责的历史意识,也要做这件事。

【史事】

中关村1992年后再无“姓资姓社”争论

新京报:经过第一期口述史的拍摄之后,你对中关村有哪些新的认识?

申建军:我20年前在海淀区工作过,是中关村历史的参与者之一。但这次参与又让我对中关村感受更深。

感触最深的就是创业艰难。当时的体制束缚和法律缺失,让企业困难重重。比如,当时物价法规定,机电产品价格不能超过成本的12%,这么一来,科技公司就没法发展了,而现在看这叫科技附加值,越高越好。另外,软件不能定价,也不能算在成本里,现在看这就是知识产权。再比如,银行不愿担风险,不想给科技公司贷款,于是各企业之间互相担保,有点共存亡的劲头。

现在创业是很正常的事,但那时下海并不光彩,有些下海的是“两劳”(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当时中科院科研人员下海后,孩子在学校登记父母职业,都不敢登记是办企业的。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关村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其实党和政府很多领导的支持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力挽狂澜。所以,中关村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至今仍不过时。

新京报:口述史中提到,中关村起步阶段曾有过几次大风波,是怎么度过的?

申建军:根据当事人回忆,至少有三次大的风波。

第一次是1983年,社会上风言风语,说科研人员办企业是中科院的大损失,把几十年的科研成果拿来“倒买倒卖”。实际上,是这些科研人员去美国硅谷参观之后,回国看见大量科技成果尘封着,觉得可惜,同时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回城没事做,他们就把科研成果拿来转化,让回城知青有事干。早期最有名的公司是“两海两通”,比如京海公司就是搞了几个计算机机房,不算什么高科技,但却带动了计算机行业发展。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