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绝大多数地方，“副县长”这个职位，得至少担任过两任一把手才行（两个乡镇书记、或一个镇和一个重要局委办一把手）。而要从普通副县长到县长，总得经过“常委”这道重要的坎；担任过普通常委后，才有资格担任常务副县长或副书记——这两个职位几乎是县长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基层，按照体制内普遍说法，30岁左右的副科级、35岁左右的正科级、40岁左右的副县级和45岁左右的正县级，才算是真正“年轻”的领导干部。

当这种“基层晋升难”的普遍感受，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轻人、尤其是看上去还有点关系的年轻人，对比一定是强烈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实职副县长的晋升之难，“挂职”与此还不完全一样。在某地调研时岛叔拿到一个数据，该县前几年曾一次性从企业、高校引进17名高学历的挂职干部，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4名，绝大多数都将之当作刷“基层工作经验”的履历，回原单位提拔去了。但无论如何，对于仕途而言，挂职是一个重要履历，很可能在今后的提拔中起到作用。

制度

话又说回来，在基层权力结构中有个当官的父亲，就一定意味着腐败吗？

也不一定，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必须相关机构认定才行，不能随便下结论。

不过，类似的家庭有意识地培养子女、以符合各种条件、踩着点卡着条件往上走，这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给子女安排好、铺好路”，是不少见的“人之常情”，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自主择业空间小，人们普遍认为体制内职位待遇更好、更稳定优渥的地区，这样的情形就更多见。

在调研中我们见过，有的地方，卫生局官员的孩子如果学习一般，大多早早地学医，进医院；一些北方城市的电力、银行、能源等系统，也有“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潜规则”。从制度上，这些人可能也是公开招聘、考试进入的；但在条件设置、年龄窗口或其他杠杠上，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利用制度合理地“培养”子女，而非简单地突破组织程序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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