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传教，何以成韩国标签
德国宗教学学者：基督教和三星、现代并列为韩国“三大品牌”
【环球时报驻韩国、德国特约记者李军青木环球时报记者曹思琦】在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注意到近期有报道称，在巴基斯坦遭绑架并可能遇害的两名中国公民及同行的中国人，可能被韩国有关宗教团体人员利用，从事非法传教活动。他重申，对于有关中国公民涉嫌在巴非法传教事，会配合巴政府依法开展调查。如果说去年的“闺蜜干政门”令很多人对各类宗教教派在韩国泛滥吃惊，此次绑架事件则再次让外界关注起韩国人对海外传教的狂热——10年前，韩国20多名传教士在阿富汗的悲惨遭遇曾给其海外传教方式敲过警钟。在人们印象中，韩国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但如今基督教已成为韩国最主流的宗教，它何以发展如此迅速？韩国人对海外传教为什么这么执着？
它是韩国的国际性符号之一
“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在这边工作的中国人，几乎都有被传教的经历。我就遭遇过很多次。”一位在韩国进行交流的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们会直接上门，有的甚至拿着小树枝要当场给你洗礼。”
谈起韩国传教者的韧劲，这位学者道出了很多在韩中国人的感慨，包括《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记者刚来韩国时，某天忽然有两名女士来访，交谈得知是小区内的教会人员，不知她们从哪里得知记者是新来人员，于是上门送来教会的资料。记者表示“我是无神论者”后，她们未做太多纠缠，告辞离去。但隔一段时间，还会有教会人员来敲门，说“不会劝你马上入会，只是某天某时教会将举办何种活动，有空可以去看看”。
如此热心的不止教会人员。有一天，记者外出坐出租车，司机得知记者是外国人后，特意在下车前拿出一个基督教宣传册相送。可见，这些信徒无时无地不在开展传教活动。
“韩国的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信仰极其认真，欧洲19世纪也经历过。在欧洲，宗教界把‘三星、现代和基督教’看作韩国的‘三大品牌’。”德国海德堡大学宗教学学者瓦贝尔多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基督教在韩国传播的时间不长，但人口比例却比得上一些欧洲国家，亚洲只有菲律宾高于它。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5年度统计数据，韩国信仰宗教的人口为2155万人，占总人口的43.9%，相比2005年减少9%，无宗教信仰的人口为2750万(56.1%)。尽管韩国信教人口比重在男女老少各层面均呈下降趋势，基督教信徒人数与2005年相比却稳中有升，以1357万人(新教徒968万，约占19.7%;天主教徒389万，约占7.9%)排在第一位，约占总人口的27.6%，其中新教教徒人数10年间增长近100万人。10年前普查时排在第一位的佛教信徒，以762万信徒人数(约占15.5%)降至第二位。
韩国教派言论媒体统计显示，韩国去年新当选的300名第20届国会议员中，信奉宗教者占74%，其中信奉新教的议员93人，天主教为77人，佛教为52人。今年5月当选的新总统文在寅与夫人均是天主教信徒。
由于基督教已成为韩国第一大宗教团体，在韩国，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僻乡村，只要有人居住，就有基督教教会存在。教堂林立，特别是在黑暗的夜晚，霓虹灯装饰下的红十字架点亮各地，已成为韩国一道独特风景。
缘于“新皈依者狂热”
韩国人的传教热情不仅体现在国内，也早早走出了国门。据记载，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始于20世纪初，但最初半个世纪里，活动零散且效果有限。直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海外传教活动才逐渐成形。1979年初次调查显示，韩国的海外传教士为93人，1990年末调查显示为1645人，2002年为10422人。韩国世界传教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韩国共向海外派遣传教士27205人，传教团体229个，遍布全球172个国家。
“韩国，传教扩展最快。”德国基督教联盟网站报道称，根据世界宣教大会的资料，1988年有500名韩国人在国外传教，2011年为2.5万人在169个国家传教。相比之下，人口超过8100万人的德国2011年只有3668人在103个国家传教。韩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基督教传教国。
韩国之所以成为热衷传教的国家，有其教徒使命感的因素，教会经济实力提升也为境外传教提供了可能。韩国地域空间狭小，当国内信徒数量和资金难以再度提升时，教会自然会将视野投向海外，一些教会团体甚至派传教士到敏感地区传教，以证明自身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韩国教会或传教士与海外教会的联系越来越多，韩国政府也希望借助教会提升国家形象。为此，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资助教会向海外派遣传教士，使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兼任韩国形象宣传的民间大使。韩政府曾在《2002年文化政策白皮书》中表示：政府不干涉宗教团体及个人的信仰自由，只援助那些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
有分析称，宗教整体而言为韩国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数众多的韩国传教士也通过教育、医疗等活动帮助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但与此同时，一些传教士深入持不同信仰的国家或民众中，不仅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很大风险，也引发摩擦事件。有西方媒体称，一些国家的人说，韩国传教人士给他们钱，买他们的信仰。
最著名的例子是，2007年23名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被塔利班劫持，最终两人被杀。该事件让韩国付出从阿富汗撤军、支付大笔赎金以及承诺不进入阿富汗进行“攻击性传教”等代价。因这一事件，韩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发生冲突，社会对国家与国民应分别承担何种责任爆发大讨论。但教会团体坚称，危险地区的人民更需要慈善援助。
德国学者瓦贝尔多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韩国人的传教热与历史有关。在韩国，基督教就是一种政治神学，始于1784年，起先主要是老百姓怕鬼，希望耶稣保护。后来，基督教成为韩国人反抗日本占领者的力量。1961年至1987年间，教会在韩国获得惊人发展，信徒从7万增加到700万。
“这种宗教狂热在世界范围内都少见，西方学者称其为‘新皈依者狂热’”，吉林省社科院学者王家曦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历史上，越是晚近皈依宗教者，越体现出宗教狂热。对韩国来说，直接表现在传教热情上，也体现在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邪教集散地上。
必须说明的是，传教热情与韩民族的某些特性也有很大关系。韩国人性格中有激情、冲动的一面，而地缘位置带来的自强忧患意识，更让他们在国家富强后迫切地想向外界展示自己。正因为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韩国教会中的杰出人物倡导韩国在海外传教事业中扮演领导角色，并身体力行。
未来要外派10万名传教士
韩国政府一向对宗教实施宽容的不干涉政策，但由于2007年的人质事件，韩国专门修改《护照法》，将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指定为禁止旅行国，并规定如果在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前往这些国家并滞留，将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最高300万韩元罚款。2011年韩政府修订《护照法》，仍然在条款中注明如果国民在海外的违法行为导致国家形象受损，将暂停发放护照等。
此条款一度遭到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等宗教团体集体抗议。他们认为，该条款虽然没有明确针对海外传教活动，但事实上限制了传教士到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活动的宗教自由。
截至目前，韩国政府出于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在《护照法》相关规定中依然标明在指定时间段内禁止国民到特定国家和地区访问、滞留。目前，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战乱国家被标注为禁止旅行目的地。尽管如此，韩国教会传教热度不减，韩国世界传教联合会计划到2030年派10万名传教士奔赴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由于脱宗教化逐渐成为一个趋势，韩国国内信教人口整体在减少，韩国教会人士也在积极研究对策，争取制定出提高教会信赖度的传教政策，继续扩大基督教教会规模。
韩国教会传教热情很高，带来的麻烦也往往让人意料不到。最近媒体报道韩国宗教人员利用中国人在巴基斯坦非法传教，引起很大关注。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发言人阚保平牧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没有必要改变别人的信仰。他还对记者提到，韩国在中国搞地下传教很猖獗，不尊重中国宪法，不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非常不好;他们引诱中国年轻人到巴基斯坦传教的做法非常不道德。
“韩国人在中国国内非法传教是个严重问题，已经有很多年了。”吉林社科院的王家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在2010年前后，最早是在2010年的一次例行调研中发现，韩国人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立小规模教堂，发展信众。当时的传教人员都在宗教局报备过，以正常渠道入境传教，对象主要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
王家曦说，在东北农村，由于人口结构问题，韩国人传教的影响力没有想象中的大，反倒是在一些大城市，他们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在扩大。他们过去活动范围不大，主要在东北、山东、河南等几个韩国人聚居规模大、时间长的地区，他们的一些行为如协助“脱北者”、搜集情报和敛财等很值得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