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2)

新京报：魏晋与晚明不仅在文学上有着翻天覆地的革新，同样在哲学与思想上也是突破传统的存在。比如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起，晚明时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尊崇心学。魏晋与晚明文学的这种离经叛道和开拓性，是不是也与这种思想界的革新形成了一种共鸣？

孙康宜：这种影响是一定存在的。余英时先生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汉末以来自由个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学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阶层的合流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汉末以来士人的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拒绝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而到了明末，因为阳明学和区域性商帮的兴起，商人地位提升，“觉民行道”的观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士商阶层联手，对皇权进行了有力抵抗。

五代十国董源《潇湘图》。

陶渊明在诗歌中就有不少玄学的痕迹，比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但玄学的诗歌大多充满玄理，有些无趣，而陶渊明则突破了他们的影响，在诗歌中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经验与普遍的情感追求，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抒情意味。谢灵运则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他把哲学经验转换为一种审美态度。因为万物遵循“道”，而生长其中的和谐世界，同时也是最美丽的。

而到了明代，阳明学的兴起其实是对明初朱元璋严苛的道德主义的一种抵抗。王阳明的心学对整个士大夫群体的影响都很大。到了晚明，更是有些知识分子去“逃禅”，躲进佛教中去逃避现实。我的学生严志雄教授就研究了钱谦益诗文中的佛教因素。陈子龙因逃避清军的剃发令，曾有一段时间削发为僧。但我觉得他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原因，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佛教徒，反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士大夫。

断裂与危机孕育的抒情传统

新京报：我们在文学史中常会读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起源于魏晋，也就是从建安七子到庾信这个阶段。有哪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中国文学的传统开始于魏晋这样一个断裂与危机的时代？

孙康宜：首先还是与魏晋时代的整体背景有关，这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之下展开的。魏晋时代对经学的反动，玄学和佛教带来的思想解放带给士大夫阶层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但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不完全是在魏晋开始的，比如《诗经》《楚辞》以及建安七子中王粲的《登楼赋》，其实都是一种个体的抒情。

但我认为，魏晋政治的混乱对士人精神和思想的冲击，其实是使得士人可以更深地审视自我去发扬这种抒情的传统。这其实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患难的时代，文学家其实更善于找到抒情与写作的特征。

不过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有很不同的一点，我在书里也向读者暗示，即西方文学里抒情不是最重要的。西方文学里面最重要的是戏剧与叙事，这个传统是从《荷马史诗》中开始的。抒情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英国文学如果要找到纯粹抒情传统可能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在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这些诗人的时代才开始。因为西方人的思维还是直线型，他们注重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反而比较弱，但是中国人追求的是“诗言志”，这个志指的是情怀、抱负、理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新京报：“情”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往往会认为情是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价值取向，针对的对象是朋友、爱人。但我们在中国文学中会发现大量的抒情对象其实是针对政治领域或是君主的，但是借用的对象经常是以友人、爱人为喻。最典型的就是屈原的《楚辞》。你也写过《中国文化里的“情”观》一文，你怎么理解中国文学中“情”的这种跳跃性？

孙康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写这篇文章与我在美国的教学有关系，美国的学生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男人不敢直接表达承认自己的感情？为什么陶渊明总是提醒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情，甚至在《闲情赋》的结尾还要“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提醒自己不要沉溺在情感之中。甚至在《聊斋》里，每谈到儿女之情时都要借鬼故事来说，而不敢正大光明地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且表达家国之情的时候都要借助寓言（allegory）表达。同样我的学生也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女诗人写诗就要比男诗人直接得多？因为女诗人从来都是直抒胸臆，而不会假托寓言。

《世说新语》唐写本残卷。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男性的直接追求永远是政治性与公共性的，希望自己可以得君行道，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是与皇帝的态度息息相关的。无论他写什么题材，最直接的关怀永远是政治性的，包括屈原与杜甫都是如此。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即便是中国的男性诗人直接写了爱情，他内心也非常羞于承认这种感情，希望读者把它当做寓言诗。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明明写的是爱情，但他要在序言里说“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他要说明自己的诗赋只是在模仿前人。

到了明清之际，中国诗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向。比如陈子龙就很直接地表达他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情与忠不再对立。陈子龙相信“艳情”绝不会损人气概，晚明的士大夫尊重他们的爱侣，他们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对爱人的感情解读为对故国的效忠。到了晚明妇女的观念已经不再是红颜祸水，在那样的时代，陈子龙与钱谦益都把自己的爱人视作自己抗清的伴侣与同志。而当时的女诗人，无论是柳如是、卞玉京还是顾媚，都才华横溢，她们的伴侣也珍惜她们的才华，替她们出版作品。而唐代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都因为身份是歌妓，而被认为不配作为士大夫明媒正娶的对象。所以晚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

文学与历史的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