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是人类历史上颇具自由化色彩的时代。源头在于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被迫进行的产业转移和外包。最先承接产业转移和外包的国家,结合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彻底改变了本国的市场竞争格局,迫使其他竞争对手相继效仿。未承接这种外包和产业转移的国家则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自愿为这种特殊贸易形式作出特殊安排(比如实行零关税进出口政策)的国家能够实现更快发展;没有作出这种安排的国家则会被排除在外。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竞相展开自由化贸易的角逐,推动贸易保护水平大幅降低。尽管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再也没有成功的多边谈判,但跨国生产网络的兴起及随之而来的自发自愿的自由化贸易一直蓬勃发展,并促成了“超级全球化”时代的盛景。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了冲击。贸易自由化在提高效率、增进整体福利的同时,也会产生强烈的收入分配效应。伴随超级全球化,信奉个人主义和市场化、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出现了国内收入不均导致的极化现象。这种现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步显现,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后逐渐演化为反对贸易自由化及全球化的潮流。自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9年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之后,202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更是在2025年4月祭出对等关税的大招,对贸易伙伴和全球贸易体系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违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规则:一是关税应按协议承诺的税率征收,不得随意提高多边谈判形成的约束税率;二是关税应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成员,不得有歧视;三是贸易措施应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即透明度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美国的“反叛”对这个体制的冲击巨大。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出口受限,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向美国出口企业出口受阻,商业机会减少,迫使这些企业在国内推动本国政府与非美国家开展更多的贸易自由化安排和谈判,以扩大出口,增加商业机会。另一方面,原本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转向其他国家,冲击这些国家的国内企业,迫使遭受进口产品冲击的这些国家的当地厂商更积极地推动当地政府进行市场保护,从而提高对非美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这两种效应都是发生在非美国家之间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
洛杉矶港是美国最大、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近期,由于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该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显著下滑,对周边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码头工人和货车司机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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