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6日，中国代表吴贻芳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重庆图书馆收藏了《联合国宪章起草文件》共3册，以及《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1946年）等珍贵文献。

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提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80年前，国际社会签署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颇具雄心的国际合作尝试。

1945年4月25日，美国旧金山歌剧院举办了联合国制宪大会，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的代表、顾问、工作人员和记者齐聚一堂，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联合国制宪大会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派出了10位正式代表参会，代表团成员涵盖了多个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

在联合国制宪大会期间，大会秘书处收到了数十个国家提出的千余件修正案。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多个建议被大会接受，并载入联合国宪章。例如，联合国宪章第3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审议任何争端时，非联合国会员国若为争端当事国，亦应被邀请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这一规定确保了非会员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安理会讨论中有发声机会。此外，中国代表团还提出在选举非常任理事国时应充分顾及地域上的公平分配，这一条款成为联合国选举制度的重要原则，保障了各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在讨论托管制度时，中国代表团强调托管应以争取独立为目标，最终这一建议也被采纳。

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讨论，各国代表确立了未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规定了组织机构的设置职责及工作方式，明确了各成员国在这一新国际组织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获得大会一致通过。一天后，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开始，中国是首签国，用毛笔签字，场上爆发出长久热烈的掌声。

在中国代表团中，董必武首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在联合国制宪大会期间参与了第三委员会的工作，讨论联合国机构设置与议事程序，推动安理会体制建设。他还用英文发表《中国解放区实录》，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抗日根据地取得的伟大成就。

1945年10月24日，大多数签字国提交了对联合国宪章的批准书，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后来被指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宪章的确立为联合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了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重要原则。

在联合国的酝酿、筹划和创建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1942年，中国与其他2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为联合国创建奠定了初步基础。后来，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宣言》，一致赞成战后成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四国代表又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筹备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即后来的联合国宪章草案。可以看出，中国为联合国的创建付出了巨大努力。

联合国成立初期，一些中国人在联合国职能机构工作，为联合国事业作出贡献。例如，张彭春在参与讨论《世界人权宣言》时，主张把中国儒家思想的“仁”（良心）的概念写入序言，并坚持文本的开放性，让不同文化、宗教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和角度解读，同时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主张极大提升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普适性和完整性。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获得各国普遍认同。历史启示我们，多边主义、团结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难题的正确答案。各方应该重温联合国创立初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加强联合国作用，完善全球治理，让铸剑为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

重庆图书馆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罗斯福图书馆”，是中国首批联合国文献托存图书馆之一。该馆联合国文献托存区已入藏文件近27万件，图书及期刊2.6万余册，其中不乏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一些珍稀文献。1998年12月，该馆向联合国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申请由部分托存改为全部托存，在次年2月获得批准，并陆续获得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的文献托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