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美国也处于高度的外部压力之下,必须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展现更为积极的立场。一方面,巴以局势的持续僵持,叠加近期其他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人道状况的关注,使美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并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形象造成持续损害。尽管美国屡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否决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批评和制裁决议案,但是美国也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另一方面,2025年9月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哈马斯目标的打击,加剧了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引发后者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这种局势不仅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履行防务义务的能力与意愿产生怀疑,也加深了美国在地区战略中的被动处境。在此情势下,美国亟须在巴以问题上调整政策取向,通过在公开层面对以色列施加适度约束,并提出新的和平方案,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阿拉伯国家对其的信任与支持,从而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美国此番积极提出有关巴以问题的停火方案,却在一开始就遭到了阻碍。尽管美国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会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并认为哈马斯会接受该方案,但是不久之后,2025年10月3日,哈马斯就明确答复,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若对该方案进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其内在缺陷,必然导致停火方案的失败。
首先,责任分担存在显著不均衡。作为停火方案的主要策划方,美国的立场和作用直接影响后续斡旋与执行,但在方案文本中并未明确规定美国未来需承担的具体责任。美国更多是通过政治表态展示影响力,将停火有关各方,包括以色列、哈马斯、海湾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等,通过文本方式“黏合”在一起,但不承担实质风险,使方案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方案执行中负担沉重:既需在外交斡旋中穿梭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又需筹措资金支持人道救助和重建。但这些国家在协议制定阶段几乎缺乏实质话语权,在执行阶段则沦为“出资方”和“执行方”。责任与权利之间的错位,势必削弱阿拉伯国家持续推动和平进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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