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吹嘘平息中东冲突易如反掌。特朗普承诺“全面”重建中东：存在一些小摩擦，但平息起来也易如反掌，特朗普吹嘘平息中东冲突易如反掌。

特朗普的中东和平“二十点计划”，只是一场秀

在加沙地带军事冲突接近两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提出了新的停火方案，即所谓的中东和平“二十点计划”。按照该计划，以色列和哈马斯均需作出一定让步，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则通过外交努力推动停火早日达成，并启动战后加沙的人道主义救助与经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该方案中也展现出一定的政策调整，例如不再强调“清空加沙”以及不再要求当地民众强制迁移。在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似乎表现出相对更大的妥协态度，从而使停火的可能性再度浮现。

特朗普吹嘘平息中东冲突易如反掌

以色列国内结束战争的诉求逐渐强化

美国所提出的“二十点计划”，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做出的。之所以美国此次下定决心推动停火，并且得到了以色列的配合，是由美国和以色列面临的一系列变化所推动的。

在过去两个月中，以色列国内舆论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尽管多数民众仍然倾向于支持在加沙地带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但社会内部关于战争能否有效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质疑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众开始强调调整战略与战术路径的必要性，尤其是将尽快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员视为首要的战争目标。相关民调结果印证了这一趋势：根据以色列权威机构在2025年9月公布的数据，有“64%–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接受一项能够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并结束战争的协议。这一结果说明，国内对于结束战争的诉求正在逐渐强化。长期军事消耗以及由此带来的军民伤亡，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内部的反思与对尽快止战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政府被迫重新审视其在加沙地带的作战目标，在2025年8月安全内阁的决策中，将原计划在加沙地带全境发动新一轮攻击，调整为攻占加沙北部中心城市加沙城，即可视为这种政策调整的体现。

美国亟须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处于高度的外部压力之下，必须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展现更为积极的立场。一方面，巴以局势的持续僵持，叠加近期其他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人道状况的关注，使美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并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形象造成持续损害。尽管美国屡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否决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批评和制裁决议案，但是美国也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另一方面，2025年9月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哈马斯目标的打击，加剧了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引发后者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这种局势不仅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履行防务义务的能力与意愿产生怀疑，也加深了美国在地区战略中的被动处境。在此情势下，美国亟须在巴以问题上调整政策取向，通过在公开层面对以色列施加适度约束，并提出新的和平方案，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阿拉伯国家对其的信任与支持，从而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停火方案的内在矛盾导致必然失败

美国此番积极提出有关巴以问题的停火方案，却在一开始就遭到了阻碍。尽管美国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会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并认为哈马斯会接受该方案，但是不久之后，2025年10月3日，哈马斯就明确答复，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若对该方案进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其内在缺陷，必然导致停火方案的失败。

首先，责任分担存在显著不均衡。作为停火方案的主要策划方，美国的立场和作用直接影响后续斡旋与执行，但在方案文本中并未明确规定美国未来需承担的具体责任。美国更多是通过政治表态展示影响力，将停火有关各方，包括以色列、哈马斯、海湾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等，通过文本方式“黏合”在一起，但不承担实质风险，使方案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方案执行中负担沉重：既需在外交斡旋中穿梭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又需筹措资金支持人道救助和重建。但这些国家在协议制定阶段几乎缺乏实质话语权，在执行阶段则沦为“出资方”和“执行方”。责任与权利之间的错位，势必削弱阿拉伯国家持续推动和平进程的动力。

其次，停火义务与权利安排存在明显失衡。以色列和哈马斯虽同为冲突当事方，但在让步方式和影响层面差异显著。以色列的让步主要体现在未来，如逐步撤离加沙部分地区、释放部分巴勒斯坦人以及逐步放宽物资入境限制。这些让步既不损害其现有战略实力，也保留了在局势不利时重新发动攻势的空间。而哈马斯的让步则集中于当下且代价沉重：需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并交还遗体，放弃与以色列未来的政治博弈，解除武装并退出加沙政治安全格局。这几乎相当于以“自我解体”的代价换取停火。表面上双方均作出让步，但在实质内容和战略意义上却存在本质差异。

再次，方案忽视了加沙的复杂政治现实。虽然该方案试图以渐进方式推动和平，但其对加沙内部权力格局考虑不足。一方面，方案未顾及另一重要武装派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利益。该组织与哈马斯地位相近，秉持激进意识形态，并在历次冲突中积极参与对以色列的抵抗。若在未来政治安排中被边缘化，杰哈德极可能通过军事行动破坏停火。另一方面，方案或许过高估计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治理能力。尽管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其“唯一合法代表”地位，但自2007年以来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长期分裂未能弥合，尽管签署过多份和解协议，包括2024年在北京签署的“和解宣言”，却始终停留在政治意愿层面而未能落实。在此背景下，寄希望于巴民族权力机构顺利接管加沙显然低估了派系纷争的复杂性与加沙的政治现实。

最后，该方案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任何停火协议要想顺利实施，都需要第三方在执行阶段协调分歧并防止误判。然而，美国既不愿直接与哈马斯沟通，也不愿承担担保责任。在涉及人员交换、撤军时间与批次、人道物资分配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方案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即便停火能够开启，其持续性也极为脆弱，极可能因细节争议而迅速破裂。

长期和平方案还是短期停火作秀？

从停火文本本身来看，美国能够提出相关方案，已意味着其在外交层面上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包括以色列、卡塔尔在内的相关各方的主要诉求。

对于以色列而言，在美国的压力下展开外交行动，不仅有助于回应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舆论期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以色列国内有关停火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呼声，可谓兼顾内外，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对于美国而言，主导巴以问题的停火议题，不仅能够增强其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巩固其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中东国家的联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战略需求，并帮助维护卡塔尔等国的战略体面。尤其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提出批评与训诫，而且还迫使内塔尼亚胡在其斡旋下与卡塔尔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会谈，并在会谈中向卡塔尔作出正式道歉。此举被卡塔尔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广泛宣传，被视为卡塔尔挽回外交与政治颜面的重要象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美国与卡塔尔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对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起到了一定助益。

当前加沙地带局势几乎呈现无解状态。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尖锐政治对立，以及对未来加沙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根本分歧，决定了双方只能在短期内达成有限性的和解，难以在长期层面实现持久和平。例如，卡塔尔长期以来始终对哈马斯提供支持，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大体上倾向于支持由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由此造成的派系分歧在各国的政策取向与战略考量中仍然根深蒂固。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普遍对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的强硬立场表示担忧，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使其不愿在支持哈马斯的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更难以付诸实质性援助。与此同时，海湾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沙特、巴林和阿联酋对卡塔尔外交政策及其区域影响力长期以来的疑虑与不信任，也必然在未来影响美国所提出的停火方案的推进与落实。

同时，鉴于加沙地带及更广泛巴勒斯坦内部派系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现实的掣肘，各方在不愿直接承担国际责任，亦不愿投入大量资源与注意力的前提下，几乎无法推动加沙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当前背景下，美国、以色列及卡塔尔等各方普遍满足于提出一份涵盖广泛的停火倡议，将其作为展现国际责任与承担道义义务的重要依据。换言之，停火文本的出现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各方的主要关切，而至于停火能否在未来得以切实执行或进一步推动，则取决于更为复杂的因素，并非当前各方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