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15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从36个先行试点城市（地区）推开至全国。政策施行后，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有专家提出，个人养老金是个人实名制账户，很有潜力成为统一城乡养老金的发展方向，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未来保障很有好处。

对此，姚洋认为，个人养老金是在国家基础养老金之外，再去开一个养老金账户。但他表示，“这个显然对农村居民是不适用的，至少是现阶段，只有城里人才可能会去缴纳，因为有各种退税补贴。”

姚洋补充说，农村居民收入本来就比较低，不太可能为了自己的养老，再去参加一个额外的个人养老金账户。

中国应该学美国

共和党？

“当我们讲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五险一金等，更重要的是去看我们如何投资于民的问题。”姚洋说。

“我们要提高社会福利，可能就没法走西方福利社会的那条路。”姚洋强调，在西方社会，福利是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的一种所谓的政治交易——“我给你福利，你给我投票。”

关于美国拟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姚洋提出质疑：“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减税人人欢迎，但如果政府要敢砍老百姓的福利，风险就很大。唯一的可能就是去砍联邦政府的支出，这也很不容易，因为好多支出都是刚性的。”

姚洋举例说，很多人都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做得很好，“这都是不看历史数据的”。里根时期的核心政策是减税、放松管制，所以八十年代里根时期的美国财政赤字很快就上去了。真正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是克林顿时代，民主党不减税，遇上经济好，到克林顿执政末期实现了财政盈余。

姚洋说，国内有很多人都相信美国共和党的做法：要减税，要提高效率，但“这样做不是说没有积极作用，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非常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图片来源：中银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搞社会福利？

姚洋认为，提高社会福利的关键在于投资于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当然更多是要提升农村的收入，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这方面城乡差距实在太大。这种城乡差距会形成一系列后果，如果城乡差距无法消除，我们的收入差距就无法消除。”

他提到，农村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比如得了近视眼都不知道，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就不学了。“孩子一天不学，两天不学，慢慢就跟不上了。其实城里的孩子不用那么担心，中考分流的时候，75%都是农村户口被分流到职高去的。”

“这样的职高就成了一个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工具。”

姚洋团队针对2007年和2009年的初中毕业生做过一份涉及5000人的调查，通过数据发现——读职高是最坏的选择。5000人中，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上了普通高中的人要高一些，上职高的人次高，初中毕业的人是最低的；在调查对象30多岁的时候，姚洋团队又统计了他们最近这份工作的收入，发现初中毕业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基本拉平了，而职高的中位收入比这二者都要低。

“因为其中一些初中毕业生没选择读职高，很早参加了工作，这些人里有一些去做了小老板，甚至是比较大的老板，一下把收入拉上去了。哪怕去打工，初中毕业生的收入也会高一些，因为社会经验更多。”

如何把农村的教育水平提高起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姚洋说，“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支出向农村地区去倾斜。”

姚洋表示，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平等仍然是城乡的不平等，而城乡不平等里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的不平等。教育决定一切，在中国，你不接受大学教育，就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们政府要投资于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觉得这应该作为中国福利制度的基本追求。”

姚洋进一步解释，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是一致的，即“个人的解放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即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们不需要把人的能力拉平，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把每个人的潜能都给挖掘出来。按照户籍来统计，我们还有将近60%的人住在农村，农村孩子占了至少一半，你能保证农村孩子里头没有天才吗？肯定有。但农村的教育不行，天才就被埋没了。”

“所以，我们要先把根本性的原则定下来，然后再去谈怎么建立福利社会，否则就可能走偏，就可能走到西方的那种福利社会：一些人的的确确拿到很多的福利，但他不太干活；一些人拼命干活，最后却拿不到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