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强则城市强,“五区共兴”的关键在于产业。
早在2018年,四川出台《关于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引导各地优化产业布局,做强“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产业支撑。
因此,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四川各大产业并未集中于省会,而是均衡分布,每个城市都有独当一面的产业。
绵阳的航空产业,德阳的能源装备,宜宾的动力电池、晶硅光伏,攀枝花的钒钛,泸州的白酒产业,南充的化工轻纺产业,凉山州的清洁能源……不仅给当地经济带来坚实的增长动力,更借助产业崛起打破了地理上的不平衡。
这些城市,多数都有一个或多个“国”字头乃是世界级的名号。
绵阳拿下了“中国科技城”的桂冠,德阳被授予“中国装备科技城”称号,宜宾是“世界酒都”和“世界动力电池之都”,遂宁则是“世界锂都”,攀枝花从钢铁城晋级为“中国钒钛之都”……
部分产业得益于“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的战略布局,部分则是当地积极主动抢滩新赛道的体现,如绵阳从无到有建立起商业航天的领先优势,宜宾从“零”起步打造了动力电池的全产业链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业并非碎片化分布,而是犹如一条银河甚至星系连成一片,城市之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借助“建圈强链”和产业协同,步入“抱团发展”的新阶段。
成渝地区共建电子信息、汽车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成德、成德绵自凉共同拿下“国家队”能源装备集群、航空集群,成都、宜宾、遂宁等共同打造世界级动力电池集群,成都与兄弟地市联合打造双向“科创飞地”,都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一旦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与省会同步崛起,五大经济区全面跃升,四川经济有望站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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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地方的发展,既要考虑时代的进程,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努力。
打破政策万能论、转移支付万能论的狭隘论调,客观看待中西部地区的崛起。
不同时期,国家战略自然会有所倾斜。
正如重工业时代的东北崛起,又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先行,再如区域协调发展阶段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并重,以及“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新格局下的陆权复兴。
然而,任何地方的发展,都不可能简单凭借政策。
即使是政策,只有用在对的地方,用在最有潜力的地方,才能撬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力量,发挥真正的乘数效应。
四川之所以被赋予“战略腹地”的建设重任,就在于四川既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大后方,又有相对不错的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能“接”得住重大生产力,也能“担”起关键产业备份,更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
同理,四川之所以获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综合交通“第四极”等多重战略叠加,也是区位、超大规模市场、内陆开放、科技创新等综合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转移支付也是如此。
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看起来拿到了动辄数千亿的转移支付,但其背后既有庞大人口的累积因素,人均转移支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同时,不能忽视四川对于西电东输、西气东送、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水电和四分之一左右的天然气都是四川提供的。
同时,当前我国转移支付超过80%投放在“一般性转移支付”领域,竞争性领域专项转移支付正在逐步取消。
所谓“一般性”,着眼的是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立足的是基础民生福祉,与人口规模关联度较高,而非简单的大项目或大产业的转移。
日前召开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
可见,大国发展,不能只有一两个增长极,而需更多经济大省、城市群和战略腹地作为支撑。
总之,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崛起,关乎的不只是自身的得失,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大开发乃至区域协调发展的未来,更关乎勇挑经济大梁、维护国家安全、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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