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这个职业具有低门槛、多劳多得的特点,成为许多人就业的选择。然而,骑手也面临着巨大的隐喻:他们是灵活职业的典型代表,代表着新的劳动和雇佣形式,同时也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创新红利传导的最后一个环节。普通人通过这份职业获取生存机会的同时,也承受着社会情绪的投射。
近年来,外卖平台不断优化算法,政策监管也在加强,但真正难以优化的是骑手的生活系统。调查显示,上海的数字递送工人群体以男性青年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繁重且流动性高。他们的社会保障不足,普遍持城市过客心态,这反映出劳动方式和生活系统的失衡。
对于骑手而言,真正困住他们的并非算法,而是生活状态本身。讨论技术的外部性是安全的,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如何适应科技的变化。无论是外卖骑手还是网约车司机,他们都扮演着一种社会底线的角色,反映了社会对控制系统单一化的想象。
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数字递送工人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过渡”状态不仅存在于劳动形态中,也存在于个人阶层归属的认同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双向社会心态,即个体心态的“反市民化”与生活方式上的“流民化”。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因素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形成有重要影响。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借助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实现了更稳定、更确定的劳动力价值变现,那么接下来的“融入”同样重要。他们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升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路径,获得职业尊严和社会尊重,将是更加紧迫的任务。
你在点外卖时会不会担心餐馆环境脏、乱、差?外卖骑手每天送餐、取餐,行动几乎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可以发现有关部门日常工作人员发现不了的一手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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