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即时行动力太差、记忆经常出现差错、拖延症严重等，并且接连出现几次工作失误后，25岁的方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劲。

去年6月到8月，她跑了三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最终确诊了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方野是一名记者，因为ADHD影响到正常工作流程，她辞职换了份不需要长期专注写稿的新媒体编辑工作。

和方野有类似情况的是27岁的皮皮，确诊ADHD一年多，症状是工作中习惯性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拖延症、丢三落四等问题，严重时还对食物、烟酒成瘾。因为ADHD，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她已换了四份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各种“多动症”症状，不少医学机构，已将ADHD纳入了成人体系。

我国2015年出版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2版中取消了“儿童'前缀，将文中的“患儿”描述均改为“患者”，诊断条目增加了关于成年表现特点的解释。

《新浪蜂鸟》找到两位ADHD患者和一位神经科学博士，试图从成人角度出发，了解成人ADHD的生活状况和真实困境。

“飙车”般的失控人生

ADHD，全称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多年来始终和儿童捆绑在一起。由于拥有“多动症”这个称号，大众层面对于ADHD的认知并不全面。在神经科学博士、ADHD权威资讯资源库《青衫Aspie》的创始人青衫看来：“这个称呼造成了许多误解，以为ADHD只有多动这一个表现。”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博士后科研人员，同时是一名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人士，青衫常年专注于神经多样性的科普、资源和倡导，并且接触了许多成人ASD/ADHD。

她表示，ADHD的娱乐化、标签化，时常让大众忽略这种神经发育状况带给人的困扰程度。“实际上ADHD（人士）的困扰，远远比大众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担心或者忘事情要多，尤其是成人，很多从小一直困扰到大，从小估计也挨了不少骂，就一直也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长大了可能才知道有ADHD这么一个东西。”

正确了解ADHD，首先从它的类别开始。据青衫介绍，ADHD可以分为三个亚型：ADHD-I（注意力障碍型）、ADHD-HI（多动冲动型）和ADHD-C（混合型）。

ADHD-I（注意力障碍型）的主要表现是经常分心、做白日梦、难以集中注意力、健忘、不会整理、丢三落四、难以完成任务等；

ADHD-HI（多动冲动型）的主要表现是经常躁动不安、难以等待、难以静坐、行为“不成熟”、破坏行为等；

ADHD-C（混合型）则是两方面的表现都有。

青衫认为，ADHD人士和普通人的区别，首先在于程度级别和障碍对生活的影响。

方野是一名ADHD-C（混合型）人士：“就是我有行动上的（障碍），也有想法上的（障碍）”。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21年6月毕业后，方野顺势在本地找了份工作。她意识到ADHD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她刚进入记者行业的时候，当时大环境影响，需要居家办公。三个月的时间呆在家里，沟通和交流都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完成，“我感觉状态越来越不好，很不稳定。”

“之前我在写作上是一直都是有快感的，我第一天实习的稿子10万+了，其实我对写作类的东西，我知道我是能胜任的，但是当我发现线上工作没有外部约束，需要我自己去推动时，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

她说，自己已经没办法每天集中很长的注意力来写一个东西。

“我的稿子经常没法儿按时交，脑子觉得我能交，但在操作时，我却会不断拖延采访时间，或者写稿时间。”

“这是很崩溃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连写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方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需要外部来约束的一个人。

方野表示，如果跟焦虑和抑郁对比，两者区别在于：“如果焦虑和抑郁，你可能会导致生活中做事分心。但如果你本身是ADHD，你就算不焦虑、不抑郁，你还是会碰到这些事，就是那些问题是个常态，不跟随人的状态好坏而改变。”

青衫告诉《新浪蜂鸟》：“ADHD群体受的困扰远比大众所知的要多，他们的神经发育和其他普通人的曲线不一致，并且容易影响日常生活。”

不过青衫特意强调，ADHD人士的重点不是注意力缺失，而是注意力“资源调配”的问题，以及注意力维持的问题。

即便是跟人面对面交流，方野也难免会处在游离状态。“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流，我只是看着神情集中，或者表述正常而已，在意识范围内注意力已经飘了好一会了。”

她把这种情况比喻为飙车。“因为注意力没有那么受控制，你不知道方向盘在哪里的，你不知道这个车前面的路况如何，但是你已经在开了，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飙车。”

除此之外，青衫表示，ADHD人士和普通人的另一个区别，还在于前者的短期记忆普遍偏弱。

方野特意提到，她会经常性错过一些时间节点，“譬如说这个事儿应该是在这个点完成的，我甚至有可能会刻意的忘记这个时间，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她表示：“如果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上有我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人或者事儿，就会突然让我觉得很难做。我有可能明天都不会出席这个活动，我通常想起来的会议的时间点，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发生完了。”

类似情况经常发生。“我不知道是我主观故意的，还是我的记忆没有那么准确。就是有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是不会记得它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发生的。它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那么准确，我甚至觉得我是主观故意的，可能想遗忘。”

因为觉得工作应对得不是很好，半年之后，方野离开了原来的记者岗位。

12岁前一定会有的表现与与先天的脑发育差别

关于障碍对生活的影响，青衫认为，这方面在ADHD人士从高中到转换到大学时会尤为明显，因为脱离结构化日程后对执行功能（安排事情的能力）要求较高，很多ADHD人士里都有执行功能问题/遇到执行功能方面的障碍。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不会有人在成人的时候突然冒出ADHD。对此，青衫表示认同，“ADHD人士一定会有发育史，就是12岁前要有表现。”

但她指出，有表现也不意味着有障碍，主要看程度和代偿策略的使用。

关于这一点，方野深有体会。

在她看来，所谓的成人ADHD，只能说是成人的时候确诊了ADHD。往前回溯，一些问题早在她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现。

读书时，方野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很长时间做一个作业。

但是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可能正常人写一篇作文是20分钟，她注意力很集中时，10分钟就把这个作文搞定。

“第二天老师还会表扬，所以我就会一直有个预期，周五、周六都不做，我想我可以在最后一天，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可以把作业全写完，但实际不行。”

初中阶段，方野的数学基本上一直是满分的状态。比较擅长写作，语文也很好。“所以这会给老师一个感觉，其实我挺聪明的。”方野说道。

“但问题是，我每天的英语都没有办法默出来，当时我的英语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觉得我在挑衅他，就是我很聪明，我别的学科都能很轻松的驾驭，我考试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背不出来？跟班里最后一名是一样的？”

“我当时就是挺绝望，因为我觉得我很认真，每天晚上都多用了两三个小时去背诵，但结果可能不如其他人10分钟的效果。”

此外方野发现，自己没办法完全复述准确一个东西。在英语默写中，例如老师拼写的是a、C、c、d，她写出来就是a、C、e、d。这样的书写错误在每天的默写中都会反复出现。

“哪怕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问题，譬如说我想的这个东西是a，但是我写下来可能是b，可能这个在普通人看来就是粗心，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每天、每时、每分都在发生，我会在这一项的注意力上很差。”她说。

没有休息好的时候，状况会变得更多更频繁。“我并不能实际的评估做一个事情要的时间，我以为我能做到，但实际不行。”

和方野的感受类似，去年3月在天津安定医院得到确诊的皮皮表示：“我小时候学习还可以，理解力很好，但就是考试不会，而且很不擅长背作文，上课也总是忍不住找别人说话，现在想想，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后来因为考试不行，然后也不算太勤奋，控制不住自己嘛，最后考上了二本。”而进入大学后，当需要完全操心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皮皮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我渐渐无法早起，无法让自己去上课，后来做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可以躺在床上发呆一整天。”

即便是明文规定的东西，皮皮也无法逼迫自己做到。“我也不能不参加考试，明明知道后果严重但就是无法去做。生死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试过申请留级，试图归零重来。然而被拒绝了。这种状态勉强读到大三，我开始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工作后的皮皮也在持续这种状态，三年时间里，她换了四份工作。“后来干脆自己在家接单。我又是个情绪敏感的人，所以每次甲方的修改反馈，都压力特别大，修改也就更加抵触，导致死循环。”她对《新浪蜂鸟》说道。

方野则告诉《新浪蜂鸟》，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她会表现出能力很强的另一面。

“如果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的注意力会比别人好，好到不正常，一点错误都不会发生。甚至一句话中有任何的问题，哪怕是标点符号的问题，我都能马上看出来。”

所以在工作中，方野需要寻找自己本身感兴趣或认同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做一些对我来说提不起兴趣的东西，比如写稿，这个选题我不感兴趣，我就永远写不成，我没办法强迫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完成这个工作。我知道如果不做这个事情会有一定后果，比如说我会被严厉谴责，会因此失去工作，会影响长期发展，但我还是无法做到。”

青衫告诉《新浪蜂鸟》，ADHD的遗传率为74%（群体中成因可被基因因素解释的比例，并不是上一代遗传给下一代的概率），一般认为是先天出生前脑发育就有不同。

根据相关研究，“现认为除了铅中毒等类似ADHD的情况，ADHD的环境因素作用于胎儿时期。“

此外，“现不可以孕期被干预。”

至少目前来说，大部分成人ADHD是童年时候就已经有了。青衫的观点更为肯定：“可以说所有”。

她指出，所以在ADHD检测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回顾童年发育史。

青衫透露，ADHD约有90%的儿童，在成年后还会保留ADHD表现。成人虽然存在表现减轻的情况，但是会因为周围环境和自身发展还具有异质性。

方野提到一本全球畅销的著作《分心不是我的错》（跟后面皮皮提到的书是同一本），当你在身边看到一人缺胳膊、缺腿，这是很明显、很直观能看到的。但是这个人大脑的区域是否活跃，你是看不到的。这个时候你就无法认识到这个人的行为是源于一种生理问题，而会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

她认为，ADHD就是一个天生的生理问题。“到了社会以后，突然像是找到一个出口，你的行为和情绪都被放大了，然后你就确诊了。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确诊，因为可能出社会以后，显现得不是很明显。”

“ADHD像一个放大器，可以放大情绪，导致情绪和行为冲动控制的困难。”青衫说。

迈出第一步的自诊

相比儿童ADHD，成人确诊ADHD之前，自诊是一个很关键的行为。“很多人没有被确诊，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自诊的意识。”青衫表示。

另一个ADHD患者皮皮，开始有自诊的意识，是在自己粗心大意和拖延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我以前其实也有看过心理医生，大概是找的不专业，她猜测我是否遇到了自己遗忘的严重打击。”她对《新浪蜂鸟》说道。”

看诊前一周，皮皮连续熬了三天赶完了接的外包活儿。当她交完文件站起来的下一秒，就感受到了天旋地转，她意识到不太妙，身体开始发出警报。

更接近危险边缘的是，当时她在厨房炉子上炖了汤，但因为忙于工作忘了关火，导致煤气泄漏，差点出现意外。

生活总是混乱不堪，工作总是临时熬夜赶，DDL总会超期，但这一切也不是她主观故意。“我每次都必须要危急关头了才能集中注意力。比如我画图，工作基本两个屏幕同时开工，左边做一点、右边做一点，再抓着手机看一会儿，三边来回跳跃。搞到最后也不知道一天干完了什么。”皮皮说道。

“在我还不知道有ADHD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自律有规划的人，我觉得自己的拖延症就是懒散引起的。”皮皮说。

“当时就觉得，哪怕我测出来没有ADHD，也要强行逼自己把这个习惯改掉。”

在社交软件上搜索了很多关键词做好功课之后，皮皮挂了天津安定医院的心理科。

方野看病的契机，则是因为ADHD带来的无序生活，已经让自己进入抑郁状态，并且最终有了轻生的念头。她想搞清楚自己抑郁的源头在哪儿，“我也没有别的生活的压力，就是生活当中比较平顺，但还是（这样）。”

出于求救的想法，方野也决定去求诊。

去年6月，方野提前在公众号上搜了上海的心理科，上面有之前确诊过的患者提供的每个医生的信息，她借此确定前往新华医院。

前几年，国家临床指南把“小儿多动症”里的“小儿”两个字删掉了，相当于也容许有成人有这样ADHD的表现，允许成人在我们国家能够得到确诊，还有药物干预。

但实际看诊过程中，方野提到，新华医院是儿童著名医院，你在心理门诊中，实际看到的大部分是儿童，成年人并不多。

第一次去的时候，方野做了精神量表、脑电图和抽血检查。“精神量表是为了排除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确认问题是跟ADHD相关的。血检是确保你身体没有问题，譬如说你可能缺一些微量元素，导致你心理状况不好，需要排除一些生理方面的原因。”

青衫指出，临床上精神科ADHD相关血检一般是为了确认甲状腺功能，排除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减低造成的类似ADHD的表现。

做完检查后填了访谈单。“第二次前往就是访谈，相隔有大半个月的时间，通过过访谈的方式进一步确认是否是ADHD。”

最后一次前往，就是复诊，医生会问童年经历。“小的时候，病症的呈现是会更直观的。当你没有社会压力或者一些外在影响因素的时候，你是否会有分心的状况等？”

此外，至少在方野看的这家医院，必须要家人陪同参与访谈。“我不知道国内有几家是这样的，但我去了这家医院是必须要家人参与，确认你童年的发育史，来作为佐证。”

终于在8月份，方野正式确诊ADHD。

走完整个流程，她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花费在1800元左右。“第一次去的时候付掉了大部分的检查费用，基本上不能走医保。”

药物干预现状和ADHD系统性困境

“就诊之后，不管是用行为干预也好，还是用药物也好，其实都会有所帮助。”青衫表示。

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和成瘾性，方野没有选择吃药。

同样情况下，由于ADHD带来的注意力问题对生活影响太大，皮皮选择了药物治疗。医生给她开的药物是专注达，每天早上服用一次，药效可以持续一个白天。

“我当时只开了一周的量，好像是200，吃第一片药的时候确实有效果。喝水有轻微的恶心，脑袋涨涨的。”

皮皮确诊的时候正好是供暖结束，春天要来了。那天，她突然就开始打扫房间。“洗衣服、拖地、煮饭，还特别高效率的收拾好了换季的衣服。”

但差不多傍晚的时候，药效就结束了。“我开始有点乏力，到了晚上就越来越疲倦。”

青衫指出，药效的持续时间基本因人而异。

据她介绍，ADHD所有临床上的药物至少要经过三个临床实验，才可以上市销售。常见的药物有兴奋剂和非兴奋剂，前者如哌甲酯（缓释制剂商品名专注达），后者有托莫西汀、可乐定和胍法辛等。

用于戒烟和抑郁症的药物安非他酮在国内也常用于ADHD。

皮皮表示，比起确诊，吃药带给自己的情绪起伏更大。“一开始我觉得有用，还挺开心的，吃了半个月后，就开始没效果了，我后来又吃择思达，但总是开头的两天效果很明显，后面就只剩下提神。我就又崩溃了。”

目前，皮皮正在服用托莫西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酗酒，对很多药耐受了。”但至少目前，这种药对她仍起作用。

“临床上对于单个ADHD药物效果不好的ADHD人士，也会考虑使用兴奋剂和非兴奋剂的联合疗法，国内常见的一般是专注达+择思达（商品名择思达，现在退市了，有一些国产的用不同的商品名）。”青衫表示。

“所有涉及处方药物的需要在医生的处方建议下严格遵医嘱使用，并定期随访医生。”

青衫提供了一份来自欧美临床综述的数据。“在个体层面对单独用药的相应度研究发现，43%ADHD参与者对托莫西汀有效但哌甲酯无效，42%对哌甲酯有效但是托莫西汀无效。剩下的15%两种药单独用都无效，联合疗法就是针对的这一群体。”

目前，国内在相关药品的种类上还较稀缺，特别在一些中小型城市，现象更为严重。

此外，相关药品的定价也并不便宜，平均在800元到900元。目前，已经有部分城市部分医院的ADHD药品进了医保，可以为ADHD人士减轻一些负担。“但有的小城市还没有能开药的医院，还得去大城市才有。”

青衫说：“所以对于大众来说，ADHD人士在确诊以及求医过程中碰到的阻碍实际非常多。”

事实上，ADHD对人的精神健康的影响非常大。“（最常见的）是会因此找不到工作。”

青衫提到，ADHD人士最严重的表现，可能就是进监狱（犯罪率）。国外一些研究室对监狱里的人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一定比例的ADHD患者。

她指出，ADHD的确有较高的品行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共现率，尤其和冲动障碍有较大相关。但是及时用药可以有效帮助提高冲动控制能力。

“有研究观点认为现有的ADHD较高的犯罪率和儿童时期没有及时识别和治疗有关。针对服刑期间诊断为ADHD人士的研究表明，药物治疗可以极大程度的降低再犯罪率。”青衫表示。

此外，ADHD的全因死亡率也比正常人高（注意力分散出车祸等、非典型冲动行为意识不到危险），用药可以一定程度降低ADHD全因死亡率。

“我个人认为，如果有ADHD的孩子能从小接受需要的药物和行为干预，共现品行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当然，如果生活/家庭环境过于恶劣，对儿童的行为影响恐怕不是ADHD相关干预能处理的了。”

自开始做神经多样性科普以来，青衫经常接到求助信息，基本都是疑似有ADHD的人。据她观察，这些人里学生占了较大比例。

她也意识到，还有更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沉浸在痛苦中。“不知道自己有障碍，不知道怎么帮助自己，一辈子都在受困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低文化程度成人ADHD人群容易被忽视，或无法意识到自己存在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方野提到，很多在互联网上分享成人ADHD的内容，发布者往往都受过基础教育，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关注到自己的心理状况，并不是出于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

很多没有被“看见”的ADHD人士，可能都没有完成学业。

“你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智商代偿情况下，拥有一个好学业、获得一个好职业要付出比常人多太多倍的努力。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持，在义务教育结束后，我们可能就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社会。”

能够被确诊的ADHD也许已经是幸运的，至少目前关于ADHD的自评里，大多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

更多的患者会被埋没在人群中。

互助的群体和被解开的心结

目前青衫接触的许多ADHD人士，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圈子，为更多还没有确诊的人提供一个归因的渠道。

有ADHD人士公开分享确诊经验。“一种可以判断某医院是否可以就诊ADHD的方法是，查询该医院的药物价格公示，如果里面有ADHD药物，那该医院一定能诊断ADHD（但不一定能诊断成人ADHD）。”

“如果药物价格公示中不含ADHD药物，不代表该一定医院诊断不了ADHD（因为有的医院药物价格公示没有及时更新。几年前没有ADHD药物，不代表现在也没有）。”

皮皮还记得自己确诊前那一晚的情形。因为害怕，她失眠了。

“我真的害怕自己不能确诊。如果我没有生病，那我这种生活就是我自找的，无病呻吟，很废柴的人生。”

她形容，那种感觉就像一千米长跑，你以为要到终点了，最终发现你离终点还很远，甚至你都没有触碰过它，那只是一团雾中的幻觉。”

确诊ADHD那天，皮皮在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

“确诊时真觉得一切都有了出口，觉得我的人生的失败不是自己造成的，你找到了一个根源，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

方野同样感到释然。“我后来我确诊之后，我就对这个事儿释然了。看完病之后，我记得我在当天的日记写了这样一个话，我说后面就是开卷考的人生了。”

“因为当我明确的知道哪些东西是因为注意力的问题，就是因为注意力产生了问题之后，我可能会通过一个更自己的方式来应对。”

“我觉得很多成人的ADHD在后面去看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心理，他会认为是不是自己人格、人品上不够完善，比如说他不够有毅力，或者是他不够就是说做长期的规划，他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负面的评价，但是你确诊之后，就会知道这是注意力的问题，而且不是你自己强求就能够解决的，可能反而就换一个方式生活会更好。”

皮皮希望，有更多的ADHD患者可以更早的确诊接受治疗。因为对她来说，吃下第一片药的感觉，是她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那种专注的感觉，试过一次不想回到以前混乱的状态。”

前几天，她看了那本《分心不是我的错》，看完后又哭了。“以前会难过为什么别人活得那么自律和快乐，我却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做不好。我之前还做过抑郁焦虑双相的基础量表，结果都是没有问题，就很无力。”

至少目前，她还在找回那种专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