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最缺工”职业排行榜中，位列前五的还有餐厅服务员、行政办事员、家政服务员和包装工。其中，保育师、保洁员等职业排位上升，呈现短缺程度加大的趋势。广州一家政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最缺人的岗位是养老护理员和保育师，其中养老护理员每月的缺口达到300到350个，保育师每月缺口达到300个左右。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0年，我国家政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增加，同比增长156.0%，达近十年注册量及增速双高峰。截至10月17日，2024年我国已注册40.9万家家政相关企业。在国新办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谈到，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体上是3000万，而实际的市场需求高达5000万，尤其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家政服务人员极度短缺。

一边是部分岗位缺人，一边是应聘方要求不对等。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化。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车工、家政等传统产业岗位在收入报酬、劳动条件的吸引力远不及新兴产业。同时，社会地位也较低，被求职者认为前景有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结构出现技能与学历结构不匹配，“基础技能型岗位缺人，高学历人才在部分领域竞争激烈，最终形成供求错位，使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

近年来的就业市场已显现出这种趋势。以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为例，有41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如汽车生产线操作工、车工、焊工。今年1至8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五省制造业企业合计339.05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56.22%。据人社部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近年来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如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相较制造业有一定的收入优势，吸引了大量人群。从产业工人转型成为外卖小哥的张先生说，工厂流水线工作相对枯燥，职业发展前景和工资待遇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我以前在的工厂，许多员工刚进来一个月就离职了。”

熊丙奇认为，国内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质量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也是造成就业招工“两头难”因素。他指出，化解“就业难”与“招工难”，首先要从办好职业教育，消除对技能人才的歧视做起。“目前社会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加之在许多企业，技工升迁机会不多，导致学生到制造业就业的意愿不高。”熊丙奇说。

事实上，缺乏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一直是困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据人社部数据，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但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还不到30%，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能达到70%至80%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从就业角度看，如果不及时转变对职业教育、技能人才的看法，未来我国社会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问题。”熊丙奇称。另一方面，化解“就业难”与“招工难”，要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引导高校安于自身办学定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熊丙奇认为，很多本应举办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却以升学为导向，导致学生追逐提升学历，而就业准备不足。王洁是广州某高职院校护理专业的大专生，这个专业的就业率很高，但本科是很多县级三甲医院的最低要求。因此，从9月开始，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毕业生的王洁就备考专升本考试。“虽然文凭不代表水平，但现实是没有文凭，可能没有展示水平机会。”王洁说。

“这要求努力破除‘学历社会’，构建‘技能型社会’，引导高校和学生都重视能力而不再是追逐学历。”熊丙奇表示，教育部门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培养满足不同产业、行业、用人单位所需的有特长人才。此外，从更长远的职业发展上看，破解就业结构性难题，企业要为更好匹配产业转型升级及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调整。

广州黄埔区一家机器人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这两年传统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最缺的是数智时代的产业工人，即既懂专业知识又懂操作的，但现在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与企业需求脱节。”刘春生说，企业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传统低端制造业提质升级，提供更多符合劳动者需求的高质量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