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

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

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秦冰

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