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

被囚禁前的张玲（化名）。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

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

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

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

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