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新总统的诞生也意味着众多幕后金主的胜利。长期以来,筹集更多资金的一方在选举中往往有更大的胜算。竞选人与“金主”之间形成了“押注—回报”的默契,资本通过政治权力渗透影响社会各方面,构成了一种与金钱深度绑定的“美式民主”。
美国的政治运行,尤其是选人用人制度,是影响诸多事态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下,美国联邦人事制度逐渐变味,政坛乱象频发,仿佛重现了两个世纪前的历史旧影。
美国的政治任命制度起源于政党分肥制,即当一党赢得总统职位后,会将本党成员和支持者安排到政府各部门任职,以促进党内团结和奖励支持者。这一制度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当时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是主流力量。尽管开国元勋华盛顿未加入任何一派,但因更倾向于联邦党,国务院、财政部等重要部门的长官均由联邦党人担任,政党分肥制开始萌芽。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卸任时大规模任命联邦党人官员,进一步推动了政党分肥制的发展。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撤换了大批联邦党人,开启了政党分肥制的先河。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上任后实行“公职轮换制”,打破了东部贵族对政府职位的垄断,使美国进入“大众政府”时代,政党分肥制走向巅峰。
1881年,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身亡,暴露了政党分肥制下的腐败问题。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通过,标志着美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确立了功绩制原则,结束了政党分肥制的历史。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中的“政治任命公职人员”仅占公务员总数的0.37%,约9000个职位。这些职位分为四类:总统提名且需参议院确认、总统提名无需参议院确认、非职业高级行政人员以及最低级别政治任命人员。其中,涉及核心部门的职位需要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白宫办公厅主要人员则由总统直接提名。
尽管政治任命制度受到三权分立体制的约束,并有严格的道德规范,但历史上的政治分肥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现代美国政治中,官僚政治化与政治官僚化现象突出,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极化政治和否决政治盛行,导致联邦人事管理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难以保障。冗长的参议院确认过程和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得政府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无论是政党分肥还是政治任命,其本质都是金钱政治的表现。特朗普任期期间,常任命圈内熟人,个人能力和职业素养反而成为次要考虑。奥巴马执政时,一些主要捐助人在政府中获得高级职位,甚至被任命为大使。特朗普时期,一些大使职位被明码标价,资助人通过捐款进入政府部门核心圈层。
2020年美国大选花费高达140亿美元。拜登就任后,迅速提名并任命了1000余名高级官员,用人标准更为多元和专业化,但也更加注重“政治正确”。然而,在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政治任命制度培养的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行政能力普遍降低,政治权力易成为牟利工具。这种金钱政治揭示了美国民主虚伪的一面,加剧了政治对立和社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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