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基本证据又包括:Deepfake传播的具体网站、侵权图片的数量(数量过少不足以被立案)、传播范围(传播范围过小不足以被立案)。
“说实话,对于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完成这一步并不容易,她们可能甚至连网站该怎么进入都不知道。”张荆总结。
即便女性顺利走到了报警、立案的一步,加害者的处置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输入“AI换脸”,一共只有16篇文书,最早的一起案件发生在2022年。两年来,能够诉诸刑事案件的Deepfake侵害事件,数量为0。
在层层阻碍下,女性针对Deepfake的维权,成了一条不断向下的螺旋:社会的压力,和严苛的立案流程,导致鲜少有愿意站出来的女性受害者;女性声量的不足,以及立案数量的稀少,又让立法的推进变得愈发艰难。
2023年12月,在中国台湾省,曾有一起判例,给了Deepfake受害女性些许希望。网名为“小玉”的男网红朱玉宸,使用Deepfake技术,将100多位知名女性合成A片,上网贩卖获利超过1300万台币(约288万元)。最终,他以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名被起诉,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只是,五年就够了吗?
“过去的黄色录像带、3D影片,是一个具体的小众产业,传播很难对一个鲜活的人产生伤害。”张荆说,“但今天的Deepfake,和过去色情产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传播,会对生活中具体的人产生伤害。”
这意味着,“依照传播淫秽色情内容对Deepfake进行量刑,程度一定是会偏轻的。”她总结。
加害者面前的,是看得到头的5年刑罚,但创伤可能会伴随女性走过更为漫长的岁月。
15岁那年,经历来自后桌男生的Deepfake骚扰后,小鱼开始不希望夏天到来。白色的短袖校服一旦被汗水浸湿,就会透出女生的内衣和身体的曲线。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小鱼依然选择穿两件短袖,阻挡男生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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