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对身体自由和健康的威胁，都远远被低估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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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9 15:00:10

在现有的不孕不育者中，部分人是可以借助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技术实现自己生儿育女的梦想的，但也有很多人则由于先天无子宫、子宫发育不良、接受过子宫切除手术或其他不适宜再怀孕的手术、患有不适宜怀孕的疾病、有过习惯性流产或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等原因而无法借助以上技术解决，只能求助于代孕。依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定律，有需求就有供应，代孕黑市就这样出现了。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性。马克思也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如今对于经济行为来说，法律权力越来越微弱，强烈的利益会驱动人们违反法律规范”。对于代母来说，每个月数千元的生活补助以及代孕完成并交付孩子后可以获得的高额报酬———尽管该报酬经代孕中介等的层层盘剥已比客户支付的少了数倍不止———要比其他工作更容易赚取。

因此，虽然代孕过程中可能需要面对多种艰辛、风险和健康损害，代孕完成后也必须直面母子分离，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大多数代孕女性还是愿意从事代孕。而对于中介机构与医疗机构而言，完成一次代孕服务不但自己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身体上的风险与精神上的伤害，反而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巨额利润，这显然太有诱惑力了。代孕产业链由此促成。

中国卫生部（现卫计委）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实施代孕服务的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然而，在中国代孕产业化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在中国大量存在的代孕中介与提供代孕的女性，他们并不在此办法的涵盖范围内。依据权利本位中的权利推定规则，在法治社会中，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权利去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主动去干预。因此，政府依法只能处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从事代孕的行为，却无权处罚代孕女性与代孕中介。而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现行规定的处罚力度也非常微弱，与违法实际所得的十多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收益比，相去甚远。这使中国现有法律在规制代孕方面明显失当和乏力，成为导致代孕在中国产业化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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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娇 TT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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