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之一的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回忆说，“作为大学的领导者，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回看博士后制度，又有不同的观感。在2002年的会上，我说到，博士后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清华从不同学校吸收养分和新鲜空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绝不仅是多一些人来清华做科研的问题，而是将不同的研究风格、不同的学术见解带进清华的过程。从这一点讲，博士后制度对清华和对中国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长期比较封闭，甚至近亲繁殖的体系的突破和发展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

吸引和培植科学人才也需要有科研基金的支持。而1980年代之前，中国不仅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科研基金也相当匮乏。

1981年，89位学部委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这些建议得到了肯定，从1982年起，中国科学院就开始实施了科学基金。

图91992年5月27日，李政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立10周年纪念会上做科学报告。

此时，李政道积极收集一些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国内的领导参考。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他还两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在1985年7月16日的接见中，李政道再次陈述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性。

“我觉得，从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回国的角度看，那时国外的许多人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都会成为科技界的领袖。这是祖国的财产，要吸引他们回来，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对国内的科学人才，要鼓励他们做创新性的工作，也要有基金的支持。”李政道说。

对于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设计，李政道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基金应该完全用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委员会必须要有浓厚的学术意识，必须有独立性，把权交给科学家，不能在上面还有一个行政机构来管，不然很难做出公正的评价；委员会负责人必须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对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科学有个人经验和全面了解；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想法，方针不能老改变，要稳定下来。

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紧接着，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李政道担任了名誉顾问。基金委的第一届主任唐敖庆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贯彻至今。

6.为有源头活水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要是资助基础研究。其实，从1972年回国起，李政道就反复论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提醒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就不会有先进的科技应用。在1980年代中期，他首创“水、鱼、鱼市场”来比喻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的关系，之后也经常提及。

在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中，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李政道反复强调基础研究“牵一发动全身”的引领性作用——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要对人类的发展有所贡献，不能对基础科学研究采取消极的态度。坐等的思想肯定是不对的。假如只是一味地等待，一旦有新的科学发现出来，再来学习掌握，一定会落后于人。科学研究就像海洋里的浪头一样，一个浪、一个浪地过去。当一个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其下一步必定要下落，然后新的浪头再出来。所以，你只看见别人浪头高，就一味地跟着去追，而自己不去找新的、将成为巨浪的新浪头，结果人家的浪头下去了，又去作别的了，你还在跟着别人走，这样永远不会发展、不会发达、不会领先。你要发达，你必须要自己找到新的浪头，看准新的浪头是从哪里开始的，在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时，最好在它刚要开始的时候就将它抓住，使它达到最高峰。”

李政道自己就是做原创性研究的典范，据其博士生庞阳回忆——

“李先生平时喜欢读侦探推理小说，也读很多文学、历史、艺术类的书，好像从来不读物理书和物理文献。李先生平时和别人的交流讨论很多。他说，绝大多数人会花很多时间研究别人在做什么，这样很难做出突破性的工作，只是在人家的基础上迈出一小步。他教我，和别人交流讨论，最主要的是摸清对方不懂什么，而不是学人家已经做完的事，只有这样子才能跑到人家前面。”

这点，显然得到了费米的真传。费米去世时，人们清理其办公室，除了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分类卡片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物理方面的学术杂志或书籍；他的物理知识都是别人讲给他的，他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学术会议和其他场合下的口头交流和讨论。

长期以来，不少人常轻视基础研究的作用，以为对经济发展没什么用。

在1985年7月12日写给邓小平的信里，李政道对如何要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出了根本性的看法——

“仅是中国产品比外国产品质优价低，恐怕仍然不能使外销超过某一上限。因为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品，会对中国货加以限制，而这上限可能比祖国要翻两番的所需低得很多。要翻这第二番必须有更强更精的科技队伍。一个可能性是最好能有多种前沿的而又有广大国外市场的高科技产品，唯中国能制而他国不能作。就像从20世纪50年代到目前为止，美国几乎独占世界的计算机市场。可是要使将来有这可能性，必须现在继续重视和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不能忽略这方面的投资，必须注意培养和发展这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投资与应用开发的科技相比，量少而任远。可是祖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似乎比一般发达国家在比例上要少很多。故绝对不能再减少。要实现翻两番，尚需适当地增加，使之能与应用开发及生产共同发展，互相平衡。”

7.手把手地培养人才

图10李政道手持导师费米和他一起制作的测量太阳温度的计算尺。

发展基础科学，除了加大投资，还必须依靠人才。如何培养人才，也是李政道一直关心的。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对科学发展历程的观察，提出了很多建议。

他认为，“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代新人才，一片新科技。这不会有例外”；但不能说，凡是青年都是人才，培养人才需要为他们制造环境、认清方向、紧抓时间和机遇；培养人才，一定还要有很好的导师，需要导师和学生紧密地共同进行研究。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需要导师以身作则，师生一对一地，一块共同研究、共同工作，不能就买个机器，不能就看个屏幕、录像，这些都不会深入，更重要的是人跟人，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年两年累积起来。我自己成长的经历，从束星北、吴大猷到费米这三位教授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培养我的，我的成长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培养人才方式的重要性。”李政道说。

不止一次，李政道回忆费米对他亲自培养的故事。比如，在一次讨论中，费米出的题目是太阳的内部结构，要求李政道下周讲给他。一周后，费米问，太阳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说，从文献上看是大约一千万度。费米叫李政道亲自核算，不要盲从。于是，师徒二人亲自做了一把计算尺。费米花了两天的时间做木工，李政道算好对数标度后贴在计算尺上。用这把巨大的计算尺，李政道很快算出了太阳的温度。

针对有些导师不亲自做科研的现象，李政道说，科技发展要靠身体力行地实践——

“有一些研究科技的主持人员，以为争取了经费，就可以依靠学生或者博士后，依赖他们去负责研究写文章。这样的研究主持者，就算他当初是科学家，我想，他不单失去做学问的兴趣和乐趣，亦可能变成不诚不正的人。因此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必须要是能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实践者。”

图111998年1月23日，“䇹政基金”签约仪式。照片中签字者右起依次为钱培德（苏州大学校长）、陈佳洱（北京大学校长）、李政道、杨福家（复旦大学校长）以及李发伸（兰州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