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曾说，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全部理论物理领域”，“不同时期理论物理最前沿的领域，都能看到他的重要影响和很多能够写入教科书的工作”。美国物理学会前主席S.Drell也说，“纵观物理学的各个不同领域，很难找到一处没有留下李政道的足迹，他犀利的物理直观和高超的解答难题的能力，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显然，李政道“高超的解答难题的能力”，并不局限在物理领域。此番回国，他即将运用他的智慧，帮助中国科学从残破中恢复。

2.忧虑最深的问题

访问的第一站上海，是李政道的出生地。

当年，在战乱中，他在这里仅读了几年不完整的小学和中学。1941年，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年仅15岁的李政道只身赴大后方求学，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颠沛流离，饱受疟疾、痢疾、疥疮、饥馑之苦。

17岁，李政道以同等学力考上浙江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束星北，在贵州湄潭永兴场上课；19岁赴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为二年级转学生。只在联大呆了一年后在上海登船赴美。

没成想，自此一别就是26年。

李政道母亲李张明璋（左），李政道14岁摄于上海（中），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

在故乡，接待人员安排他们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江底隧道、少年宫、汽轮机厂、人民公社等地，观看了现代革命京剧《龙江颂》、芭蕾舞剧《白毛女》，参观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应用物理研究所。李政道把带来的最新的计算机和两块集成电路以及岳父秦梦九的22件贵重文物捐赠给了祖国。

他们的下一站，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在受周恩来接见之前，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李政道被要求先和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张文裕等人见面，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该所刚刚在海拔3200米的云南宇宙射线实验站，利用大型磁云室获得了一个超高能作用的事例，认为可能是一个新的重粒子。

原子能研究所是1973年2月1日成立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就在李政道抵京前一个月，以张文裕为首的原子能所一部的18位科研人员，给周总理上书，恳请300位属于二机部的科技人员脱离原子能所，成立高能所，为建造加速器开展预先研究。

信里提到，自“1965年撤出苏修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至今，除云南宇宙线观测站能勉强工作外，高能物理实验几乎一片空白，高能物理研究则是依靠外国实验数据……由于多年没有人管，我所开展任何实验工作都非常困难：经费很少，缺少实验室，材料设备买不到，加工挂不上号。在这种情况下，高能物理只好靠边站，大部分同志没事干，人心动荡不安”。

周总理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速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图3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李政道（左）。

在10月14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中，对云南宇宙线观测站的“发现”，周总理向李政道问得很仔细，说要向毛主席报告，所以必须把问题问清楚。

在与张文裕等高能所的人员讨论中，李政道认为，所谓的比质子重十倍的新粒子，误判的或然率要大的多，可能近于百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是“发现”。如今，总理亲自过问，还要报告毛主席，李政道感到事关重大——

他担心他的真实意见“会不会给在云南高山上艰苦地从事宇宙射线研究的同行们带来不幸的后果。”在了解到国内的科学杂志都已停刊，该观测结果还没发表后，李政道立即建议，可否恢复中国物理学杂志的出版，以中文发表这一结果并加上英文摘要。

总理的亲自过问，深深触动了李政道——

一方面，虽然当时一般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亲自询问表明“他们对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成就是重视的”；但另一方面，这么一个或然率计算的错误，中国的科学家不会没人知道，可为什么没人指出来？

“这里的根本问题可能是，在1972年的时候，以前自由学术交流的风气已经被文革革掉了。”李政道后来回忆道，“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经有了能够自己制作两弹一星的强大的科学家的队伍，可是到了70年代初已有濒临瓦解的可能。假如再这样下去，老一代的科学家尚且难保，又何从谈起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呢？因此，如何帮助祖国建立一支新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队伍，是我1972年回国后感触最深、忧虑最深的问题。我对这个关乎中华民族科技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考虑再三，力图尽自己的力量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

3.难道科学的重要性不如芭蕾舞吗？

1972年的回国所见让李政道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可两年后，他发现，这一情况并没有改观，甚至更加糟糕——

“1974年，当我们再次参观复旦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连原有的那一点希望也完全消失了。在复旦大学，我看到的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下乡去劳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在复旦大学，只有少数的工农兵同学。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虽然很热情，可是他们对科学最基本的常识缺少了解，几乎完全是科盲。他们既无机会学习，也不知道需要学习什么。这样，如何为人民服务呢？”

在1974年的第二次回国中，组织者安排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参观芭蕾舞剧团，但两人眼看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绝路，没有任何的心情。

秦惠䇹向李政道提起，上一次总理接见的晚宴上，江青曾坐在她旁边，大力表扬上海芭蕾舞剧团对年轻团员的训练。夫人的话如电光火石般刺激了李政道，使他想到了一个建言的“突破口”——既然江青夸赞的芭蕾舞团员可以不用去劳动，那为什么科学不行？

之后参观上海芭蕾舞学校，李政道夫妇了解到，这些年轻的学生每天只在早上在校园里劳动一小时，剩下的都是在训练——如果下乡劳动四年，回来就没办法再训练了。

当晚，李政道写下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抵达北京后，请好友朱光亚看过转呈给周总理。

5月24日，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再次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阵势很大，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打手”谢静宜。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接见中，李政道和四人帮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李政道提出，基础科学人才也和芭蕾舞人才一样，训练也要从年轻时候开始，要有持续性。在江青等人的一再责难下，李政道反问，“难道科学的重要性不如芭蕾舞吗？”“近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脱离科技”。

江青、谢静宜等人的谬论本不值一驳，但除了李政道，在场的很多科研人员和管理者，却都默不作声，点名了也不发言。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表示，李政道写的文字会送给毛主席看，提的建议也可以试验一下。江青依然不依不饶：“难道试验失败再来一遍？”

李政道回忆，“那次会见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原本是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是极明显的，任何人用狡辩和强辞都不可能改变正确的理解。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连周总理都不能作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虽然遭到四人帮的强力阻击，李政道不打算放弃。

在一周后、5月30日与毛泽东的会面中，除了讨论双方感兴趣的对称，李政道再次提出了——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毛泽东表示了同意。之后，李政道的建议交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四年后，中科大成立了少年班。随后，全国各地不少大学也建立了类似的少年班。

回忆这段历程，李政道曾说，当时的建议书，主要是针对培养基础科研人才，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为了使建议能较容易被接受，提出“是否可以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可以看出，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但既然有了“少年班”，李政道都尽力提供帮助。比如，“少年班”的两位同学干政和谢彦波都去了普林斯顿读物理学博士。谢彦波的导师是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但二人不和。当时，美国发生了北大学生枪杀教授事件，安德森感到威胁之下向李政道求助，李政道亲自与谢见面商量，一直到把他送回国为止。对干政也是一样，李政道花费了大量精力帮他解决问题，最终也把他送回了国内。

四十多年来，科大的少年班，虽然一直有争议，但毕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出了一些人才，似乎不必求全责备。少年班聚集英才而培育的很多做法，都被后来许多类似的本科生培养计划所借鉴和效仿。

4.比获诺奖还重要的工作

针对当时的复杂情势，创造性的找到培养人才的 “突破口”，还表现在1979年的李政道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CUSPEA）上。

图51979年4月18日，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的科学会堂讲课，课间与同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