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李政道为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等学校近千名青年补课，连朱光亚、刘达、赵忠尧、张文裕、朱洪元、胡宁、周光召等资深科学家也来听课。李政道每天清晨三点钟起床，用六个小时备课，上午讲三小时，下午进行讨论。每周两个中午和听课的人吃午餐，进行交流。这样，从早到晚讲了近两个月研究生的物理课。

谈起CUSPEA项目，李政道说，“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1979年设计了这一独特的、暂时性的CUSPEA项目。”

CUSPEA项目实施之时，中国科技人才的状况如何呢？

事实上，直到1981年新的学位条例实施前，中国都还没授予过博士学位。1907年，李复几成为首位在英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14年，李耀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49年前，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共有165位；1949年至1978年，只有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60年代后，只有少数人在西欧国家取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

本就不多的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渐渐老去、死去，新一代的学生却忙于“上山下乡”，缺乏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冲击世界科学的前沿。

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要接续中国科学的命脉，尽快与世界接轨，最快的办法似乎只有把年轻人送出去，等他们学成归来，再把科学的火种带回来。

但出国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容易。

1979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高考恢复才不过两年，总体上还很封闭，财政紧张，出国渠道不畅；更要紧的是，文革虽已结束但流毒尚在，不少人对出国留学这一“稀罕事”心存抵触甚至是恐惧。国内也还没有TOEFL和GRE考试，美国的研究生入学程序和国内的情况格格不入。

李政道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1979年春开始，李政道绕开美国正常的研究生招生程序，直接和各大学物理系联系，同时在国内组织笔试和面试，创设了一个全新的、暂时性的、公正有效的留学渠道。在国内机构和美国、加拿大97所大学的支持下，十年间选送录取了915人，争取到由美方承担这些人在博士毕业前的全部近亿美元经费。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庞大和复杂的中间协调工作，李政道都是亲自做——

“在美国，所有实施CUSPEA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发信之多曾紧紧塞满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及附近的几个邮筒，邮局向我抗议，因为阻碍了其他邮件的正常收发，因此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不得不推着小车送至附近及较远的邮局去发。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每位学生在美学习期间的费用，甚至他们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为同学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件地去做、去落实的。”

李政道曾说，十年间这些事务，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而CUSPEA同学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的大小事务，李政道也经常亲自帮忙解决，他被称作是他们的“总家长”。

图6 李政道等庆祝CUSPEA的顺利实施，中间女学生为李兆平，左边为李政道，右边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戈登伯格（Marvin L. Goldberger）。

CUSPEA项目建立时，明确规定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国，因此赴美的签证是不能留美工作的J-1签证。中美科技交流几乎一度中断，李政道也面临着压力。当时他正在北京开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坚持亲自送每位外国朋友到机场；回到美国后，他还苦口婆心对留学生做解释，劝他们对祖国要有信心。

“当时有些留学生和李先生吵闹、胡搅，甚至有些编造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来污蔑攻击李先生，李先生都不为所动，还是坚持在各种场合下为我国做解释工作。”物理学家甘子钊回忆说。

“CUSPEA项目的同学中也出现极少数忘恩负义、欺师灭祖之徒，他们为了能留在美国，参与造谣中伤政道教授。任沧海、庞阳（两人均为李政道指导的博士生）等挺身反击。政道教授当然十分生气，但生气之余，他最担忧的还是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他仍尽力促进中美科技交流的延续，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他提出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让CUSPEA项目的一些同学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曾深度参与CUSPEA项目的柳怀祖说。

患难之下显真情。回忆那段困难的时期时，周光召说——

“一段时间里，西方对我国进行‘制裁’，中断了与我们很多方面的交流，其中也包括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科技发展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此时，又是政道挺身而出，当他见到老布什总统时，就以亲身感受向老布什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与中国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从而使得中国科学院与美国能源部合作没有中断，使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议的每年例会能照常在当年秋在美国召开。同时，也使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继续保持联系。政道还克服了重重困难，组织了当时在美国科技最前沿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年轻学子回国来短期学术交流。这样，既使国内学者了解了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又使国外广大公众了解了中国国内真实情况，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政道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在CUSPEA的影响下，之后生物、化学学科也建立了类似的留学项目，为缓解国家的人才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李政道曾说，CUSPEA很有意义，甚至超过获得诺奖。

5.吸引、留住人才

从1983年起，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派遣出国的留学生陆续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与此同时，国内从1981年开始恢复实施学位制度后，也有学生开始获得博士学位。如何吸引这些人才回国，继续得到训练，进而独立开展科研，成了很紧迫的事。

图7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夫妇，讨论了派遣高能物理研究人员去美国学习的问题。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后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建立流动站。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专门会见李政道，听取建议。

李政道向邓小平解释说，真正做研究，必须要锻炼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就离不开博士后的训练，同时博士后也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可以根据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题目。同时，他还提到，1979年开始的CUSPEA项目也进行了四届，约400位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李政道提议建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

邓小平当即表示，十几个流动站太少了，应该建立成百上千个，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为了克服编制、住房限制带来的科技人才流动难、近亲繁殖现象，李政道亲自设计并和有关单位协作，妥善解决好博士后的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

比如，在1985年7月16日与邓小平的再次会面中，李政道希望博士后每人每年的日常经费由原来的8000元涨到1.2万元比较合适，邓小平马上说，就这么定了。再比如，李政道1989年提议，1990年正式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后，1994年，由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博士后科学基金面所拥有的外汇面临全部结汇的问题，他又写信给时任总理朱镕基，恳请保留基金会的外汇账户，并得到了解决。

图81990年5月，经李政道建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