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尽管特朗普政府实施了惩罚性关税等措施，但仍对经贸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在技术竞争和台湾等棘手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些妥协意愿。更重要的是，“美国优先”还意味着华盛顿在与其他国家协调对华政策方面缺乏信誉和影响力，因此特朗普政府未能建立并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阵线来对抗中国。这使得一些中国评论家认为，特朗普主要关注商业利益，并有意同中国达成交易。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拜登执政期间没有做到的），并于2020年1月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着手解决经贸矛盾。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其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以失败告终。

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但其对华政策却与前任政府有明显的连续性。拜登政府用更系统、更多边的方式巩固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总体对抗性取向，将其对华策略概述为“投资、结盟和竞争”。2021年2月，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承诺将“直接应对”中国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因此，拜登与国会密切合作，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旨在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了更好地在先进技术领域开展对华竞争，拜登政府还实施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对中国绿色技术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更密切地协调国际行动，例如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半导体伙伴关系）。

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加强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活动，并为美国的亚洲安全联盟增加了地缘经济维度。拜登还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推动“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这两项倡议都旨在提供西方方案，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政府不满中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多家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华盛顿还给对华竞争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外衣——即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对抗专制”——企图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大联盟。

虽然拜登政府激烈地开展对华竞争，但仍保持中美高层定期沟通渠道畅通，并继续探索合作领域。尽管拜登团队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还是采取了“去政治化”措施，开始恢复双边学术交流和社会交往，包括叫停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一项旨在打压与中国机构有联系的美国研究人员的有争议的计划）。拜登还同习主席于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了会晤，两国首脑承诺维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

大院高墙还是扩大同盟

中国战略界人士对未来十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方向的可能性不抱什么幻想。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和华盛顿政策圈在中国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他们认为无论谁在2024 年11月当选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继续以战略竞争甚至遏制为主，以合作与交流为辅。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几乎肯定会对中国采取更极端的经贸政策。特朗普已扬言要对所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并准备撤销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自2000年以来，这一地位赋予了中国非歧视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和市场准入条件。他还主张“大院高墙”原则，企图显著扩大拜登政府以强力安全措施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小院高墙”理念，以推动更广泛的对华技术“脱钩”。

不过，鉴于特朗普对“交易”的偏爱，他可能决定与中国在消费品、能源和技术领域达成双边协议。他还可能企图将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以在其他议题上获得好处。例如，他可能会提议美国限制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以换取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妥协。但中国极不可能同意达成这种“交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顾问也可能会反对他的做法。再次，由于特朗普总体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主义，他可能依旧没有能力动员盟友和伙伴对抗中国，并可能会寻求与俄罗斯达成单独的和解，而俄罗斯是中国的坚定战略伙伴。

至于哈里斯政府，如果它大体延续拜登的政策，则很可能会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并巩固拜登努力建立的美国与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对华同盟。与特朗普独断专行且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相比，哈里斯的对华战略很可能会更有条理、更可预测。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战略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出任总统，两位候选人各自都会给中国带来挑战和不利影响，但似乎他们都不希望中美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或切断所有经济和社会联系。因此，中国不太可能有明确的偏向。此外，中国有强烈的意愿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对抗或关系破裂。鉴于美国选举和中美关系的政治敏感性，中方的任何干涉行为都可能适得其反。

虽然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局势日渐白热化，但中国政府官员只发表了谨慎克制的评论，将美国大选描述为“美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7月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干涉美国大选。”他还曾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损害中国利益，”“反对美方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这表明，如果中国在美国大选中受到攻击，中方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做出回应，至少是口头回应。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但可能无法避免中文社交媒体上出现煽动性、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言论。其中一些言论来自中国境外，可能反映了某些海外华人群体的特定目标。因此，这些言论不应被解读为代表中国官方立场。

审慎行事，避免灾难

与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关切是国内形势。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动荡选情相反，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稳定，社会凝聚力强。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积极评估了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做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了平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改革任务的优先事项是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加强从严治党。

一方面，中国认识到保持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并采取稳步措施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就此而言，中国认为与美国和西方对立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防范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破坏其国内权威和合法性的行为，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原则和国家安全。

尽管中国努力稳定中美关系，但也在为应对双边关系的动荡做准备。2023年3月，习主席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译者注：《（两会授权发布）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新华网，2023年3月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06/c_1129417096.htm。）两个月后，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外交事务中，中国仍然认为世界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的，并未将国际形势描绘成西方阵营和“反西方”阵营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权等问题。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保持了高度克制，而且还有很多旨在阻止台湾当局企图实现“法理台独”的政策选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除非受到极其严重且不可逆转的挑衅。在中菲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中，中国的处理方式既谨慎又彰显自信。在中美经贸和技术争端中，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并更加坚定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鉴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大体相似，中国政府将会以高度的审慎和有限的希望来应对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2024年4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重申：“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但很遗憾，下一届美国政府积极看待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很低。为了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国将坚决维护其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努力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21世纪初深度交流与合作的状态。但即使难以实现和解，无论谁入主白宫，中国和美国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避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