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国内选民
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舆论管理,很难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作何感想和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人如何判断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背后的驱动力。首先,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的直接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内的重大辩论很容易扩展到外交事务。美国国内政治更是影响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
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生动展示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美国优先”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担忧。政策结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贸易壁垒,限制了移民,并减少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力度,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也明确表示,其外交政策决定旨在符合国内选民的利益,普通美国人的福祉也与国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与特朗普相似的国内政治考量,它试图重构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促进国内利益。很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关乎内政,又涉及外交。源源不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驱动力,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要求中国合作来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分散了美国的大量精力,中国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美国战略家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在不同程度上,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强有力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主张,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加速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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