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竞争体现在班级排名上。许诺就读于四川省一所“超级中学” ，全校对班级排名心知肚明——清北班、准清北班、头火班、小火班、大火班、平行班，还有体育美术班。他便是最顶部的清北班学生，只不过他排名靠后。

作为被学校赋予最多希望的清北班学生，许诺明显感知从初三到高一考试越来越密集，他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周一到周四上常规课程，周五和周六上竞赛课，每周日休息一天。这样仅剩的一天，有时还要用来考试——半月考安排在周末，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小。

在这种学习竞争环境中，体罚也被合理化。就读于衡水二中的周浩记得，他的生物老师会因为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直接拿黑板擦往对方嘴里送。

经常看到同学被罚，等轮到周浩，他发现自己默认了这样的规矩，“这也算是一种群体压力吧”。

河南某县城高中老师吴斌从教24年，他的学校前两年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他认同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改掉了坏毛病才能够尽全力学习。”

吴斌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一切与学习无关的行为都算违纪，除了迟到、携带手机这样常规的行为外，还有看小说、玩电子手表、在教学楼吃饭。至于男女关系交往过密，属于重大违纪。

如果学生出现了违纪行为，不仅学生本人被全校通报批评，而且要扣班主任的量化管理分和绩效。

在卢晓晓的认知里，在衡水，考一个好大学似乎是人生中最重要且唯一的道路，“如果要退学，家里人会说，‘你怎么受不了？’”。

高三下学期，卢晓晓有一个从山东德州来的同学退学了，对方当时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受不了压力，就转学回老家。衡水二中不缺乏优秀生源，如果成绩普通，退学也不会有老师挽留。

走廊加装铁丝网之后，广东学生梁瑞雪的书放不上护栏了，以往她会靠着走廊背书。现在，网很密，缝隙有巴掌般大，她无法探出头，哪怕想要和对面楼的同学打招呼也困难。 “真的会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

梁瑞雪正在读大一，回想起高中的学习生活仍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压力”，每次压力到了临界点，她就和母亲倾诉释放一点点，等下次快溢出来，再释放一点点。

但更多受访学生表示，面对无法摆脱的学业压力，家庭很难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甚至会成为施压的一方。

许诺成绩退步，父母会摆脸色。他出生在青海，六岁那年，父母考虑到当地教育资源有限，就带他回到了四川。为了供他读书，父亲在外务工，母亲辞掉工作，从小学全职陪读至今。当他被这所本地数一数二的超级中学录取后，家人为此高兴，这意味着半只脚踏入了重点大学。

虽然父母的生活围绕着他转，给予了不少物质支持，但也不时为他下滑的成绩争吵。

从表面来看，许诺的学业压力源自身边的父母、同学和老师，但他认为这些人不是制造压力的主因，“（压力）会通过你身边的人传导到你这里。”

前述对自杀死亡率的研究称，目前，在相当多中国父母和教师的教育观念里，“学业成绩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这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压力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增加的自杀风险。

深圳某重点中学心理中心主任王颖光告诉记者，在心理普查的过程中，她发现学生的同辈压力和学业压力都比较大，抑郁、焦虑和强迫的指标相对偏高。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加装防护网的104所学校，其中41所学校曾被评为示范性学校、重点学校、一级学校或星级学校。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和河北三个省份。

河南永城市一所中学安装防护网前后对比图。

在衡水二中的三年，卢晓晓一门心思考学，没想过抬头看看天空，更不用说铁丝网了，她对考上一个好学校的向往已经盖过了负面情绪。

卢晓晓说，她对衡水二中的情绪很复杂。上大学后，她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模式剥夺了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主体性，她需要从头学习吃和玩。但也有好处，她从中得到了一个好成绩，现在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研，她发现自己被锻炼得特别能适应高压。

2019年从衡水中学毕业后，郑齐顺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现在留在北京工作。

高中三年里，他在实验班成绩排名靠后，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心态变得自闭，不太想和人说话。

初中选择衡水五中，高中选择衡水中学，郑齐看重的是高升学率。他出身河北农村，小学时期，父亲生病了，没能再去工作，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母亲给雇主做饭打工养家。他高中时的目标很现实，就是考一个好大学。

郑齐高中的教室。

回望在衡水系中学的考学经历，“你说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运呢？”采访中，他自问自答道，“你还要去考虑到选择这套东西的人，自身可选择的范围在哪里，还有他想要的和他所能够拥有的资源，他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够站在一个北上广的人的视角，来评判衡中人的选择，这样是不公平的。”

校园心理健康：无力的泄压阀

对于学生而言，那些极度重视成绩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学校和家庭，就像组成“高压锅”的“锅身”和“锅盖”，高压锅内的气压越来越大，出气口又在哪儿？

卢晓晓是衡水二中2019届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她没有听说过学校有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老师，只记得“谈心谈话”环节。在晚自习课，某个学生没考好，老师就会叫到走廊上谈话，问他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这个题没做对。卢晓晓印象里，没有老师会关心，“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几乎所有学校加装了铁丝网的受访师生，都提到了一个共性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乏力。

政府对于校园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很早就开始了。1999年，教育部曾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列入当地和学校师资培训计划。到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访谈中，有一位学生表示，学校每天都有去心理咨询室的同学，她同学去过评价很好。

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形同虚设是更普遍的情况。一名湖北省某中学学生说，学校心理咨询室的门经常关着；一名广东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老师一个学期会开一次讲座，平时只能约线上咨询，很难见到心理老师；一名四川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讲座一学期一次，班主任只会选择班中的一两位学生参加。

心理健康在学校的价值序列中并不是居于首位的。当被问到是否有机会向心理老师寻求帮助，郑齐的第一反应有些茫然，“去的话，估计要和班主任请假才行，要不然怎么可能在上课或者其他时间去做心理咨询呢？”他解释，“学习的时间安排很紧，而且有老师看着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反映心理老师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寻求心理援助的首要条件。

有一次考试，许诺的成绩掉到了年级500名，他决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屋子是由办公室改造的，但是用隔板设计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放了两张沙发和一张桌子。在那个令他安心的环境里，许诺向心理老师倾诉，自己因为学习压力心情有些糟糕。

没多久，事态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几天后，许诺的班主任特意把他叫到教室外面，安慰他可以保送高中，中考对他而言只是走流程。虽然班主任的言语都在鼓励，但是许诺依旧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心理咨询室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通知我的班主任？”

这件小事摧毁了许诺对心理老师的信任，后来学习压力太大，他选择和朋友倾诉或者“摆烂”一段时间。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学生的隐私一定是要被尊重的。”王颖光说，在她的中学，一旦学生出现高危的信号，心理老师一定会征求同意，明确告诉学生这个部分属于保密之外，需要跟家长或者班主任沟通。如果不是高危情况，学生找心理老师咨询，不会跟班主任透露。

心理老师配备不足，也是学生无法及时得到帮助的原因之一。龙立菲任教的学校一共有三千名学生，但仅有一名专职和一名兼职心理老师。纵观整个县城，她发现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最好的学校也只有两位全职的心理健康老师。谈话中，一名江浙地区小学心理老师黄玲也自侃是“独苗”。

心理老师的工作精力却被大量侵占，他们被要求做许多兼职工作。方文静是湖南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心理老师，除了心理工作，她在学校里还兼职了主课和行政岗，“每天忙得像八爪鱼”。

应对检查的材料工作更像是方文静的工作重点。黄玲也有相同的困境，她说，课上得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活动新闻、站岗值周、配合上级检查搞材料，以及做学校安排的其他杂事。

黄玲说，校长在会上已经明确说过，出了问题不会保护老师。她很清楚，这些留痕工作是为了保护学校和老师不被追责，或者说，也是保护她自己。

在安全防护问题之下，中小学心理老师的职能愈发显得尴尬。刚参加工作一年，方文静自觉热情已经被消磨了很多。无力感时不时袭来，她只能自我安慰，“把材料做得美美的，洗洗睡吧。”

“不过我是真的很想做点什么。”方文静补充道。

锁朋也注意到，学校老师的压力非常大，“防自杀不应该只是学校的工作。”锁朋认为，心理问题发源于社会， 而这些前端问题是学校心理老师很难解决的，需要家庭、医疗、学校和社会的支持。

如何降低青少年自杀率？锁朋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

锁朋的工作核心便是帮助青少年重新理解生命的价值，“不管我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事情、学习好坏，我有权利活下去，可以享受阳光、空气、爱和温暖，并且拥有各种方式追求幸福。”

“亡羊补牢”

当心理层面织起的隐形防护网仍然拦不住坠落的学生时，物理层面的有形防护网就应时而生。

2023年，心理老师龙立菲的高中也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她还注意到，她所在的县城很多高中都加装了。

东部地区一所学校的校匾下写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标语。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