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每个月三四千元人民币的地铁公交费,电话费,房费,水电费,她会把剩的钱都打给孩子。首尔物价高,开销之后所剩无几。有时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没有钱?”
在朗薇的老家,有不少和她一样去韩国务工的人,“都是吃了很多苦的。”她有一个朋友在布料工厂上班,为了多挣加班费,有一次两天两宿没睡觉。
据她所知,“也有很多走捷径的”,很多在韩国打工的女人,会找一个有钱的当地男人依靠。
虽然在韩国待了五六年,但张珊没有存下钱来。她一直做临时工,收入并不稳定。
张珊并没有打算一直待在韩国。她想趁自己还年轻,攒下一些积蓄,再回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这一天可能还很遥远”。
论文《在韩延边朝鲜族务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其障碍因素》中指出,对于在韩务工的朝鲜族而言,由于他们的身体往往被置于传统观念中底层的服务场景中,打工过程中的身体经验,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都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是身处韩国社会底层的“他者”。
在韩国期间,朗薇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从2019年开始,病情严重起来。每天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三四年的时间,她和外界断掉联系。
直到2023年6月的一天,她回国度假,本想休息10天再去韩国,但这10天里,她没吃药也能睡着,而且身体的疼痛也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变得开心了,于是决定不走了。
以前在韩国打工的9年里,她只在每年春节回国一次。平日听说爸爸或者女儿生病感冒了,朗薇心情跟着低落,以泪洗面好几天,等他们身体好了,她心情才能好点。现在她想爸爸了,就可以开车回去看望。
现在,朗薇在延边开了一家烤肉店,主营当地特色珲春大串儿,配菜有咸菜,延边的小拌菜,包着紫苏叶和生菜吃。
每一天一大早,她便起床到市场购买一天的食材,从早忙到晚上,虽然辛苦,但比起在韩国打工的日子,她觉得轻松很多。
今年五一的时候,店里的突然间生意好了,朗薇独自跑到附近的山上,放声哭了很久。“十多年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
朗薇的女儿现在14岁,大部分时间寄宿在朗薇妹妹的家里。
前天晚上,朗薇下班晚,女儿一直问小姨,“我妈妈去哪里了?我妈妈安全到家了吗?”
听到妹妹转述这些话时,朗薇觉得自己劲头十足。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彭慧、吴鹏、张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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