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傻三年的调侃掩盖了妈妈们的求救

在1848年一本欧洲流传的产科教科书中这么写道：“她（女人）的头太小了，无法表达智力，但足以容纳爱情。”[1]

也足以容纳母爱。

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成为母亲的女人智力的叙述不仅没有改变，愈发根深蒂固，甚至连母亲自己也都深信不疑。无论是中国俗语所称的“一孕傻三年”（简称“孕傻”），还是在西方社会的“妈妈脑”（Mommy Brain），社会上无处不在、无法避免的主流刻板叙事仍然控制着女性，甚至是一大批研究人员看待母亲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应该认真对待并理解妈妈们的健忘、反应迟缓、注意力不集中，更应该察觉妈妈们隐藏在“孕傻”抱怨背后的求救呼声。但，能换个词吗？可以不用“傻”吗？一孕傻三年的调侃掩盖了妈妈们的求救。

我们长期坚信的“妈妈脑”并没有完整地说明女性的大脑如何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运作。事实上，妈妈的大脑并不“傻”！认为记忆缺陷、大脑不再正常运作是作为母亲的一种正常特征，但这在科学上并非如此。那么，生儿育女究竟对女性（也包括所有性别的养育者）的大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对妈妈们造成怎样的影响？

孕期类似“青春期”？

无一例外，每个人在生命中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情绪化且喜怒无常；脓包和粉刺从皮肤的裂缝中涌出；你的身体在奇怪的地方长大，并且生长得非常快。

这类的体验，身为母亲，你一定会很快联想到自己怀孕的阶段，而那些从未经历过怀孕的人，则会首先想到自己的青春期。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微妙或者强烈的共同之处？同样经历激素水平的剧变，同样经历极端的身体变化，同样进入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新的角色。但是，从来没人称呼他（她）们傻。相反他（她）们昂扬的斗志，激烈的反叛，与无畏的勇莽，为人津津乐道，每一个成年人都羡慕他（她）们的青春年华。

倘若怀孕时发生的大脑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变傻”一言以蔽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可能成为母亲与长大成人一样，只是一种适应新身份的复杂过程？

一群女性神经科学家对此发起了挑战。

2016年，在荷兰的Elseline Hoekzema和西班牙的Erika Barba-Müller领导下，这群女性神经科学家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2]。首次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怀孕会导致大脑结构发生明显、一致、持续性的变化。此前，人们对怀孕给女性大脑结构带来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研究中，在对首次怀孕女性和未怀孕女性使用神经影像数字技术进行分析后，研究者发现，怀孕会导致大脑皮质双侧前额叶、双侧颞叶及前、后中线位置的灰质体积发生明显萎缩，同时还观察到皮质表面积及厚度减少。这些结构变化在受试怀孕女性中惊人一致，换句话说，可以凭借大脑灰质体积和皮质厚度变化的图像来准确区分怀孕及非怀孕者。不仅如此，这些改变在产后至少持续了两年。

在以往研究中已有不少青少年大脑出现类似结构性改变的实证，研究团队由此推测，在青春期由于体内性激素水平陡增，也会发生与怀孕阶段类似的大脑皮质变化。为了证实该直觉，同一个研究团队在另一位女性神经科学家Susanna Carmona（Susanna也是一位艺术家）位于马德里的实验室证实了这个假设[3]。该小组比较了25名初为人母者和25名女性青少年的大脑，发现她们的结构性变化惊人相似。每组脑灰质体积以几乎相同的月度速率减少；两组都伴随着皮质厚度和表面积的变化，以及脑回（大脑皮质中隆起的部位）指数、脑沟（大脑皮质的折叠部分）深度、长度的减少和宽度的增加。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以下观点一致，即与怀孕和青春期相关的大脑形态变化反映了荷尔蒙引发的类似生物改变，”该团队总结道，所以，如同青春期少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母亲也因胎儿的到来而被“换脑”了。

灰质萎缩、皮质变薄，听起来大脑可能正在恶化，或者失去一些能力。2016年这篇研究发表之后，不少媒体借此大作文章：“孕傻实锤！”“一孕傻三年找到科学证据！”但他们可能没有仔细阅读这些研究的全文，而且研究者们并未就此止步。一孕傻三年的调侃掩盖了妈妈们的求救。

研究团队对于灰质萎缩的脑区在实验对象中如此一致产生了好奇心，为什么灰质减少不是随机地发生在受试者大脑中？特定的区域是不是证明它们负责特定的功能？进一步探索，她们果然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但尚未能解释的现象。例如：初为人父者的大脑与对照组却没有任何差异。此外，出现灰质萎缩的大脑区域同时也是主要是负责人类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功能的区域，也就是负责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性互动——如何感知、如何解释、如何反应——的大脑区域。作为母亲最需要为处理与谁之间的互动做好准备呢？老公？医生？同事？还是老板？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她新出生的宝宝。

大脑结构性改变会不会是为了适应成为母亲的新身份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的一系列准备？

会不会是演化为了保证胎儿出生后受到恰当照料而有更高的存活率而预设的机制？

会不会是演化为了保证母亲在胎儿出生后不至于被逼疯而有更高的母体存活率而预设的机制？

好奇心就像兔子洞，一旦钻进去就会有大冒险。为了进一步研究大脑结构重组以适应母亲身份这方面的可能性，研究组使用产妇产后依恋量表，评估了大脑变化与母亲对新生儿依恋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妊娠的灰质体积变化显著预测了母婴依恋的质量以及母亲产后对新生儿的敌意，皮质变化越剧烈，母亲对婴儿越是依恋，对它的敌意就越小。此外，当研究人员给母亲展示其婴儿照片时，母亲的腹侧纹状体——参与大脑奖励系统的脑区——会像灯泡一样亮起，并且这个区域竟然与大脑灰质体积减少的脑区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原来“我从来没有闻到过像我宝宝的身体一样美妙的味道”是一种演化铭刻在我们大脑里的一种强大生物驱动力。

作为母亲，“我喜欢体验这种强大的生物驱动力”，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之一，现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怀孕和大脑实验室主任的Hoekzema博士说，尽管潜在的细胞过程仍有待发现，但“我们在整个怀孕期间观察到的变化很可能代表了女性大脑的专业化，有助于帮助女性过渡到母亲身份。”[4]

在青春期，灰质体积减少被认为是大脑回路的一种特殊化、专业化、细化，代表着神经细胞之间的弱连接被消除以微调网络，以适应当人类从儿童变成成人过程中所引发了一系列行为、认知、社会情感、身体变化[5]。对于青少年来说，原本负责“男孩女孩的身体都一样”的那部分神经回路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男孩女孩是不同的”以及对自己身体产生羞耻心的那部分神经回路被建立。对于母亲来说，从一个只有自我导向的个体发展到对另一个生命负责，将自我意识进一步扩展，也需要微调神经网络。

青春期和成为母亲都是敏感的神经重塑性窗口，是适应生活新需求所必需的。它们也都是生命历程中最危险和最敏感的时期之一，然而，女性成为母亲的过程却不值得一个专有名词。可能有，但从未被人提及。

1973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Dana Raphael在她关于所罗门群岛女性怀孕的田野调查中，创造了一个新词：成母期（MATRESCENCE），即成为母亲的时期（the time of mother-becoming）[6]。Raphael认为这是一个被当时西方忽视（现在西方社会也未曾重视）的女性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成年仪式中，女性的身体状态、她在群体中的地位、她的情感生活、她日常活动的重点、她自己的身份以及她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怀孕期间荷尔蒙和环境快速、极端的变化标志着女孩向母亲身份的过渡，这是一个重大的生物/社会/生活事件，代表了一个敏感的神经认知发育时期：成母期。

“可是妈妈真的变傻了”

并不是所有人对这群试图推翻“孕傻”这一刻板印象的女性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示满意。尤其是妈妈们。在怀孕过程中，丢三落四是真实的，言帚忘笤是真实的，反应迟钝是真实的，打开手机想不起来要做什么是真实的，出门前忘记带旅行证件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孕傻，难道是“我”在说谎吗？

研究表明，高达80%的孕妇报告在怀孕期间有过认知能力下降的主观经历[7]。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认知能力下降并不代表智力下降，而是一系列认知领域的功能衰退，包括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所谓主观认知能力指的是，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让受试者在方便的时间自行评估，测试的问题通常较为简单直接，例如：“你觉得自己在怀孕后是否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出现？”同时，研究者当然会对主观报告持以谨慎的态度，因此，根据实验目的还会使用神经心理评估和认知任务等客观方式来检验。这些测试通常需要在诊所或实验室环境里，与研究人员面对面进行，每项测试都有长达十几、二十多页的工作纸。问题包括多种形式，例如图形、数字、字词、语言等。当研究人员读一串字词列表并要求对方记忆时，受试者仿佛重返校园参加期末考试一般。

客观测试的结果也是毫无疑问的，妈妈们并不是在无病呻吟或巧言辞令，也不是矫揉造作或虚张声势。多项meta分析都证实了，孕妇除了自我报告的妊娠期记忆下降外，也存在客观认知能力下降[8–10]，妊娠期持续的记忆力下降，在妊娠晚期最为明显。这与啮齿动物（大鼠妈妈）的文献结果一致[11]。在人类中，这些下降是微妙的，并且保持在一般认知功能和记忆的正常范围内[12]。因此，虽然认知能力下降对孕妇来说可能是与孕前基线相比的显著变化，但它们不太可能扰乱日常生活。

与妊娠期主观认知下降与客观测量结果相匹配不同，产后母亲在客观测试与主观报告中存在差异。妈妈们始终报告主观记忆障碍，而客观表现却没有测量到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认知水平下降[13]。在对所有相关研究的认知功能进行细分后，也没有发现母亲认知能力下降的客观证据，并且这些研究一致显示，产后妈妈们在没有客观认知差异的情况下报告记忆力减退[14]。

不仅如此，不少研究中还发现大鼠妈妈和人类母亲似乎都出现了认知再次正常化的轨迹，也就是说在怀孕晚期和产后早期出现的认知下降会逐渐恢复，甚至在断奶时出现一些认知改善（在啮齿动物的研究中显示出大鼠妈妈在鼠宝断奶后的认知水平测试，例如记忆力、社会性学习能力，比孕前更好[15]）。少量人类母亲的研究文献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认知轨迹。[16]总的来说，怀孕确实会导致母亲出现一些认知衰退，但这些下降在产后会消失，妈妈们甚至可能在断奶后和产后后期变得更“聪明”。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客观记忆测试与妈妈们的实际经历或感受不相符？

2023年，三位女性神经、心理学家联袂在JAMA发文，她们建议重塑“妈妈脑”这个形象，将向母亲的过渡阶段概念化为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一个新的“发育时期”——成母期，以促使我们在这个关键时期对妈妈的大脑采取更广泛、更全面的看法，并考虑大脑功能这些适应性变化的重要性。同时，她们对客观测试与主观感受相矛盾的现象提出两个假设：生态相关刺激（ecologically relevant stimuli）和归因偏见（attributional biases）。[17]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解释生态相关刺激，我们不可能预期老鼠会对研究人员身上的香水而不是蛇的气味做出分泌压力荷尔蒙的反射，因为前者在自然环境中对老鼠来说是不具备生态相关性。因此，她们认为，假如我们用“再发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理解母亲的记忆力，会发现母亲出现的不是记忆力衰退，而是记忆力增强。我们已经知道，成为母亲后，大脑会调整它的结构以适应新的角色。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人父母，两个月前用过的旅行证件放在哪里、上周遇到的客户名字、昨天老板布置的任务，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具备生态相关性。作为新妈妈，认知负荷比任何人生阶段都更具挑战，大脑会调整回路，腾出资源来记忆与婴儿相关的项目，也就是生态相关刺激。

相信没有一位妈妈会反对，自己在记忆婴儿物品的摆放位置、宝宝一天大小便和喂奶的次数、孩子学校数学老师的生日和喜好等内容上展示出惊人的准确性。与我们的直觉一致，研究人员也发现孕妇在学习和记忆婴儿相关物品方面的能力增强，同时也比从未怀孕的妇女具有更好的长期记忆力[18]。同一组团队在她们的另一项研究指出，与未产妇对照组相比，妊娠晚期的孕妇在海马依赖性空间联想记忆表现出普遍的增强，并且对婴儿相关刺激的记忆力有特定的增强[19]。空间联想记忆是我们学习和记忆空间位置的能力，例如，记忆家里尿布、奶瓶、泵奶器摆放的位置。记忆生存所需物品的空间位置是人类和动物所必备的基本适应行为，看起来，母亲的大脑似乎被她的孩子牢牢控制。事实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妈妈们的记忆力不是衰退，而是积极地重组、微调、再适应。

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告诉我们，大脑无意识且快速、不怎么费脑力的“系统1”主导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同时也会带来许多认知偏见。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归因偏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如果你在路上开车时，另一位司机突然超车抢到你前面，我们正常的第一反应会责怪另一辆车的司机性格鲁莽，而不是想到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归因偏见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谬误，即我们习惯性在解释行为过程中归因于个体的性格倾向、人格特质或态度。而“妈妈脑”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普通人甚至科学家，都受到社会主流叙事的影响，倾向于将许多微小而司空见惯的行为，例如，忘记要说什么、放错钥匙，强调为“孕傻”所致。而认知负荷的增加也创造了更多可能会遗忘的机会。此外母亲对自己认知期望值的增加，也使得母亲更为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轻微的遗忘或注意力不集中。

此外，鉴于情绪问题和睡眠障碍在怀孕和产后很常见，认知变化与此的关联也值得注意[20]。

总而言之，大脑被“改造”为了养育孩子做准备。假如没有这些准备和改变，母亲仍维持独身一人时的大脑结构和认知模式，那么婴儿得不到全神贯注地照料，便无法存活下来。神经适应使母亲能够管理新的、艰巨的任务，并与孩子建立牢固的依恋关系，也是胎儿植入母亲大脑的生存策略（胎儿细胞在母亲大脑里被发现也是确有其事！[21]）。

变“傻”并不是母亲大脑的全部真相，是时候赋予母亲大脑应有的荣誉了。

养育孩子，也锻炼了大脑？

2023年，由女性神经、心理学家Edwina R. Orchard率领的耶鲁大学研究团队使用“成母期”（MATRESCENCE）一词在在Cell上发表一篇科学综述，她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成母期对女性大脑及认知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且这些影响持续终生[22]。耶鲁团队同时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成母期的作用并不限于性别（例如，男性、女性、非二元性别）或妊娠关系（例如，亲生、非亲生）。

该团队早于2022年就已经发现，在围产期——妊娠28周至产后一周这段时期，母亲大脑存在显著的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及认知适应（cognitive adaptation），也就是说，接触婴儿使母亲大脑变得“更灵活、反应更灵敏、更高效”[23]。现在他们进一步指出，母亲因为怀孕和养育变得更“聪明”了。母亲的一切历练，可视作为在大脑中进行“智慧存款”，这些新增的“智慧存款”在母亲生命阶段中持久弥新，且终身有效。在养育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性越高，这笔“存款”金额就越大，使得母亲晚年的认知储备增加，也就越能应对未来的危机以备不时之需。

每一位母亲都明白，母职是一份没有下班与假期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你以为婴儿开始睡整觉日子会好过点时，你发现怀上老二了；以为老二“照猪养”可以轻松些，又得开始准备老大的幼升小；当老二上学步入正轨时，老大又到了“离开家出走”的年纪。母职似乎是女性背上的西西弗斯诅咒，早期挑战慢慢解决时，却发现下一个挑战已在眼前。多胎的累积效应或由于出生时间相距很近时，孩子的需求重叠，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为人母是一个持久战，虽然母亲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精神和体力上的复原力，睡眠和社会支持也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加，但母亲的环境复杂性永远不会完全恢复到孩子出生之前的水平。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需求会发生变化，需要母亲不断进行行为调整。例如，照顾一个完全依赖成人的新生儿与照顾一个行动不便的幼儿完全不同，学龄儿童所需的照料也与青少年所需的不同。这样一来，母亲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就会受到儿童发育阶段的影响，从而不断适应总是在变化的环境。此外，由于个别孩子表现出不同的气质，与老大相处的一套技能和策略在老二身上却完全行不通，这需要母亲重新学习和动态地评估养育方式。

长期暴露在生儿育女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坏消息是母亲会因此疲惫不堪，好消息是，对母亲的大脑有益，同时也可能使得母亲晚年的认知储备增加。生殖经验与母体中年时期的神经认知改善之间的正相关性，在啮齿动物中已得到充分证明并被广泛接受。母体啮齿动物在中年时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得到改善，海马淀粉样蛋白沉积减少（淀粉样蛋白沉积被认为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特征），晚年记忆力下降有所减弱[24]。大鼠妈妈的长期认知和大脑健康受益于它的生殖经验是没有争议的，耶鲁团队提出环境丰容（Environmental enrichment）假设来解释这个现象。

环境丰容是指通过丰富物理和社会环境对大脑进行刺激。例如，老年人通常被建议通过参加老年大学、社会活动、益智游戏等来延缓大脑衰老，这就是利用环境丰容效应促进大脑健康。因为大脑在更丰富、更刺激的环境下会具有更高效的突触生成率以及更复杂的树突生长，从而增强大脑活动。这种效果主要发生在儿童神经发育期间，但在成年时期也会有小幅度发生。环境丰容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儿童的认知功能，减少记忆障碍，降低老年人患痴呆的风险[25]。

基础研究表明，大鼠妈妈表现出与环境丰容影响下相似的认知和神经结果[26,27]。与实验室中处于环境丰容中的大鼠相比，环境贫乏的大鼠妈妈表现出更厚的皮质深度，这表明成为母亲所带来的环境丰富程度足以抵消贫乏物理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一实验结果在后期得到了复制。在所有饲养条件下，母鼠的平均皮质深度都高于处女雌性。与处女雌性相比，母体啮齿动物的学习和记忆增强以及神经可塑性增加。类似关联也存在于参与抚养后代的灵长类动物父亲身上。父系狨猴的大脑变化与生活在丰容环境中的狨猴相似，这种影响被认为是由父婴接触介导的[28]。

耶鲁团队认为：“这（啮齿动物的研究结果）可能适用于人类父母”。丰容环境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复杂性和新颖性[29]，这两者在人类父母照料环境中都会增加，例如，前面提到妈妈面临着与孩子相关的新任务和新行为；为人父母的身份增加了日常感官、认知、社会和环境的复杂性。

如果认为环境丰容理论主要适用于动物模型，不足以描述人类的变化，研究团队还提出另一个相关的概念：认知储备（cognitive reserve）[30]，来推测养育对人类母亲的长期益处。认知储备是指大脑通过储存预先存在的认知过程来抵御损伤、疾病或衰老带来的认知能力下降。

例如，在健康衰老过程中，认知储备高的个体其记忆力、执行功能和语言技能下降速度较慢。而暴露于挑战和复杂环境中的人，其认知储备较高，这些环境包括，较高的教育水平、职业素养和参与复杂社会活动、从事认知要求高的爱好和学习一门外语，都与晚年认知储备的增加有关。

研究团队认为，母亲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经历着相当复杂的环境。将母亲身份与职业复杂性进行类比，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从事的工作类型有助于他（她）们晚年的认知储备，那么我们应该期望提供新颖性、复杂性以及承诺数十年不“离职”的母职同样会增加认知储备。事实上，为人父母会增加认知储备的观点已经在认知储备文献中得到间接证据[31]。认知储备指数问卷（CRIq）是根据个人的教育程度、工作活动和闲暇时间，对个人在其一生中积累的认知储备进行标准化衡量的工具。研究表明子女较多或照料责任较频繁（无论是照料儿童或老人）的个体在CRIq上得分较高，反映了这些活动对认知储备的影响。这样一来，从长远来看，生产与养育对母亲构成挑战的认知负荷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产生持续的环境复杂性。

另一项间接证据是，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产次，或者说生育孩子的数目，与中年母亲大脑年龄以及阿尔兹海默症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使用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分析MRI脑部扫描影像来评估大脑年龄时发现，在中年母亲中，生育较多孩子的母亲表现出“看起来更年轻”的大脑结构[32]。有趣的是，孩子并不是越多越好。在一份对中年女性进行认知测试的大样本量研究中，产次与认知表现呈倒U型关联，其中较低的产次（少于2个孩子）和较多产次（超过5个孩子）都与较差的认知表现相关，在有2-3个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中观察到最佳认知表现[33]。多胎与较差认知之间的关联可能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而无子女与较差认知之间的关联则与此无关。对于痴呆风险的研究也显示出女性和男性一致的倒U型关联[34]，即有两个孩子的人风险最低。

然而，面对这些海量的初步研究，研究团队也对解释这些结果提出警示，数据分布的可信度受到复杂的社会人口因素和统计学本身可靠性的影响。此外，还必须考虑导致人们不生孩子的潜在因素，包括影响生育的遗传或其他生物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在收集和/或提供更丰富的表型和代表性样本之前，很难解释孩子数量的多寡与认知表现和痴呆风险的关系，也并不说明有较少或没有养育经验女性的认知水平在老年时会更糟糕。

那么，科学家们究竟有没有否认“孕傻”的存在呢？

长期阅读学术文章的读者可能或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以上提及研究不乏间接、初步、基础研究，且结果都是相关性，仅能为研究者的猜测提供辅助，并不能证明研究变量之间确凿的因果关系。但是，替“孕傻”更名，真的需要那么严谨、没有瑕疵、一丝不苟的理由吗？难道，妈妈们除了变“傻”以外，那些焦虑、紧张、内疚、好斗、沮丧、失望、愤怒和恐惧就完全不存在吗？妈妈们在养育中表现出的敏捷、机智、聪慧、多任务处理能力，以及温柔而坚定的共情能力就不应该肯定吗？难道女性所经历的这段不平凡的时期不值得一个更受尊重的词来叙述吗？

无论你是意外还是计划怀孕，无论你是自然还是人工受孕，无论经历了几次生育以及有几个孩子，无论母亲这个身份的转变在你意料之内还是超出想象，无论成为母亲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还是你幸运地拥有可靠地社会支持，无论你觉得怀孕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还是觉得这使你成了残缺不全的人，我们都无法否认成为母亲是女人“自然”的使命，女人的生理构造都是自然为了让物种留存的高级演化机制，同时我们也都无法摆脱母职——社会构建给我们的身份。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说过，所谓的母性“本能”并不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确实存在。假如成为母亲存在同时附带的馈赠呢？假如已经成为母亲所遭遇的一切彷徨、痛苦、挣扎、幸福、充实、疲惫、忙碌、感动、快乐、悲伤、迷茫、甜蜜、惊喜，血脉喷张、柔情似水，都不会白白付出，假以时日这些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经历，会成为我们思想和身体上某种形式的财富累积呢？我深信，我们的身体本身具有一种肉体的记忆。我很喜欢美国著名精神创伤专家Bessel van der Kolk给他的经典著作起的名字：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身体从未忘记。我们的经验塑形/重塑着我们的身体，一孕虽会傻三年，同时也我们也变得更健康、更灵敏、更有决策力、更能抵御衰老。

假如这样想，能否给予每一位挣扎在家庭和事业两头的女性们一丝坦然与宽慰呢？

一孕傻三年的调侃掩盖了妈妈们的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