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流失文物“回家”之路，希望所有流失文物都能回家

近些年，我国不断完善追索流失文物的法规制度，在日益强盛的民族力量感召下，文物回归工作成果斐然，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文化自信。希望所有流失文物都能回家。

回家之路漫漫

一曲回归音，最能动心弦。“历经百年辗转，奔赴万里，我们终于回家了。”2023年6月，圆明园七根石柱时隔160余年重新回归故土怀抱，成为继原位于西洋楼海晏堂的马首铜像后，又一批回归原属地的圆明园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七根圆明园石柱的回归，不仅成为政府、高校、社会力量通力合作、久久为功的见证，更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最新成果和又一重要进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希望所有流失文物都能回家。

不过这次回家路，从2013年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怒波在挪威科德博物馆看到这批圆明园石柱，向馆方表达希望文物回家的愿望起算，到2023年石柱安全运抵北京，辗转不易，走了竟十年。在给圆明园石柱回归画上圆满句号的同时，我们心中不免浮起一个疑问：究竟还有多少中华文物流失海外？它们的归期又几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18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的十倍之多。从1949年至今，我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1989年5月，中国政府从美国成功追索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被盗文物战国青铜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通过外交途径追回的流失境外的文物，在我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在国际上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参考价值，并对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追索本国流失海外文物相关公约的制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战国青铜敦从屈原纪念馆失窃，辗转流落到香港，又远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再到最终重回祖国怀抱，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但这一路经过也是十分曲折艰辛。

1988年6月4日晚，屈原纪念馆内包括战国青铜敦（国家二级文物）在内的九件文物被盗。湖北省立即着手成立专案组，由湖北省公安厅厅长督办、参与审案。同时借此案件，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加强文物场馆安保，加大打击文物走私力度，短时间内揪出七个走私文物团伙，抓获走私、倒卖楚地文物贩子21人，收效明显。不过，对盗走战国青铜敦的盗贼的侦查方向依旧没有头绪。

5个月后，被盗的青铜敦竟然在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现身。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立即致电美国，要求其协助中国警方追回被盗文物。就在中美等国的媒体高度关注进行报道期间，苏富比拍卖行决定取消青铜敦的拍卖计划。拍卖行表示，只要能够提供证明这尊青铜敦确实属于中国的资料，他们的委托人愿意以无偿捐献的方式将其归还中国。于是，压力给到了中国警方。

湖北公安经过不懈努力，从作案工具入手，将侦查视线锁定秭归五百公里以外的监利县，将一名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并经其供述，顺利找到另一名因其他案件被收审在押的同伙。最后经二人供述，警方掌握了文物被盗窃始末、销赃及走私过程。

案件水落石出后，国家文物局将相关资料寄到美国，公安部也将案犯的口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转交给美国中心局，并通过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一并将资料递交给苏富比拍卖行。

1989年5月25日，中美双方代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署备忘录，中方代表接收青铜敦并将其运送回国。值得一提的是，四个月后，国务院宣布接受1970年在巴黎制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正式加入其中，成为这项公约的成员国，并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与23个国家先后签署了打击文物非法贩运、促进流失文物返还的双边条例。

专家解答“归途之难，难在何处”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看来，文物追索是一项世界共性难题。“国内法层面上，事实证据缺失、所有权法律依据模糊、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诸多规则构成追索障碍；国际法层面上，国际条约存在无溯及力、适用范围有限、条款设计缺陷和执行力不足等问题，难以为追索提供充分支撑。这些都是阻碍文物追索成功的现实难题。”

据霍政欣介绍，就目前来看，大部分文物回归，主要通过民间购回和接受捐回等渠道。追索返还，作为按照国际公约、各相关国家法律来解决流失文物归属纠纷的做法，是目前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三大主要渠道之一，与另外的“购回”“捐回”两个渠道相比，最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返还方式。

目前，追索流失文物时可依据的国际法主要有：1954年在海牙制定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年公约、1995年在罗马签订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同时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我国与秘鲁、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

目前来看，我国通过法律途径追索返还的成功案例还不多，霍政欣解释，一方面是国际公约仅对缔约国有效，许多文物进口国游离在公约之外；另一方面，现有国际公约缺乏溯及力，且约束力有限，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索更早之前流失的文物。

比如，虽然《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侧重保护文物原属国利益，强调一切被盗文物均应返还，同时规定对追索文物更有利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创设“文物所在地”管辖权基础，且不允许缔约国保留，但是绝大多数文物流入国均未加入该公约，导致公约宗旨和目的无法真正实现。

除了国际法障碍，霍政欣介绍，国内法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世界各国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护和防止文物贩运的法律制度，但基于法律传统和自身利益考量等原因，各国法律在私法和公法层面依然存在对文物追索构成障碍的制度和规则。

“从私法层面上看，各国国内法广泛存在的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构成文物追索返还的三项主要国内法障碍。”他说。

以善意取得为例，文物的跨国交易实践中，一方面买受人常常以“善意”购买人自居，据此主张获得文物所有权；另一方面受各国民事诉讼法普遍采用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文物原属国或原属人对经多次转手的、非公开交易的文物，往往欠缺举证能力，导致通过诉讼追索文物阻碍重重。

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国内法规定，公共馆藏文物构成本国文化遗产，不可转让，这也成为文物归还的一大障碍。比较知名的案例是2014年我国启动对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追索工作，要求其返还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金饰片。虽然不论是法国政府还是吉美博物馆均对文物归还持有积极态度，但根据《法国文化遗产法典》的相关规定，国有博物馆藏文物不得转让，归还工作陷入困境。好在最后经过中法两国磋商达成共识，促成金饰片原捐赠人撤销对吉美博物馆的捐赠行为，使金饰片退出法国国家馆藏文物目录，再由原捐赠人将之返还给中国。

所以说，文物一旦流失海外，追索工作便充满重重阻碍和意想不到的变数。

追回流失文物，是国人使命

“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有人说，文物只有在故乡才能使文物信息完整呈现，才能最好地发挥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价值。流失文物的命运，紧紧牵动中华儿女的心，而坚持不懈追索流失文物，是每位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海外文物的回归总能天然激起中国人情感的涟漪。去年夏天一部《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视频让无数网友泪目，引发每一位观看视频的中国人产生共鸣、发出感叹：“如果文物会说话，大英博物馆将响彻‘我要回家’。”“总有一天这些国宝都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家。”……流失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家，成为所有中国人由衷的心愿。

霍政欣表示，涉及文物归属的跨国纠纷，其牵涉的各方诉求、引发的国际关注、牵动的各国利益，是其他任何一种财产纠纷无法比拟的，其影响远超经济利益层面，更关乎民族情感和文化主权。

据统计，1949年至今，我国已成功追回15万余件流失文物。让文物回家的热切之心，一直在跳动。即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国宝流失与外汇储备紧张的形势下，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重金回购本就属于中国人民的珍宝，也开启了我国抢救流散海外国宝的序幕。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意大利向中国返还了796件流失文物，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现场见证文物回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中意双方还签署了多份有关防止文物盗窃盗掘、促进文物返还的协议。

同年，在另一大文明古国希腊，习近平总书记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再次发出中国声音：“我不仅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共同行动。中国也有很多文物流失在海外，我们也在不懈作出努力，争取这些文物回归到它的祖国。”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不断完善“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作机制”；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研发的“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持续发挥作用……有目共睹，我国文物保护水平在逐年升高。

据统计，国家文物局近年来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外交谈判、协商捐赠等形式，促成1800余件（套）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2019年9月17日，“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开展，《伯远帖》《五牛图》、王处直墓浮雕石刻、龙门石窟石刻佛像、秦公墓地金饰片、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珍贵回归文物齐聚亮相。为了这次献礼展览，国家文物局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精心遴选25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进行展出，收获广泛关注好评。

追索的文物不仅是一件件器物，更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珍贵宝物，书写着中华文明匠心制造的心血和骄傲，凝聚着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十足底气和民族自豪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追索流失文物，对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披荆斩棘也要势在必行。

探寻文物回家的现实路径

迄今为止，在我国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历史中，追索文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是1998年3月从英国成功追索的3400余件走私出境文物。这次文物追索行动建立起来的谈判协商、合作执法和司法诉讼相结合的追索模式，成为日后我国政府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典范。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联合国大会每年或每隔一两年都通过一个关于“文物返还或归还原属国”的决议，敦促各国将历史上非法转移的文物返还或归还原属国。

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86年通过了《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要求各国博物馆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购买、受赠和交换任何出处可疑、所有权可能不合法的物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规范考古发掘、国际文化财产交易、可移动文化财产保护等行为的建议和职业道德准则，要求各国采取措施规范文物市场，加大对文物盗窃、抢劫和非法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考古人员、博物馆专业人员和国际文物交易商的职业伦理水准，防止收购、收藏或出售来自他国的非法文物。

202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并经中美双方互换照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顺延有效期工作顺利完成。新文本于2024年1月14日生效，有效期5年。

中美两国于2009年1月14日首次签署此谅解备忘录，之后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续签，有效期至2024年1月13日，其间成功实现15批次504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已与包括美国在内的26个国家签署了此类政府间文件。2024年1月，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丰邢叔簋。该文物在专人护送下安全运抵北京，结束其40年海外漂泊历程。

霍政欣表示，只有各国政府在尊重国际公约框架下，开展有效合作，建立良性健康的国际文物治理秩序，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实物见证的文物才能回归故乡，更好地向世界诉说文物归属国的历史和文化。

2008年，丹麦警方在哥本哈根查扣的156件中国文物，被当地法院确定为被盗和非法出境性质，最终裁决中国国家文物局对这批文物享有所有权，并归还中国政府，后入藏海南省博物馆。

2000年5月26日下午，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乘坐CA9016号航班平安降落首都机场，随后入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座武士像原计划被佳士得拍卖行于当年3月21日在纽约拍卖会上拍卖。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美国政府在此事上采取了积极合作态度，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根据当地《文化财产实施法案》，作出了要求佳士得拍卖行终止拍卖的决定，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海关部门扣押没收武士像，后续在纽约世贸中心将其归还中国。

近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健全文物追索返还法律体系，参与文物追索返还国际治理体系，文物追索返还正义事业得到越来越多国际支持。除了获得各国政府的支持外，霍政欣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积极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一方面要在国内法治体系内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手段追索流失文物的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本领域国际法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演进，做文物跨国争端解决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从国内法治建设层面看，首要任务是加快修改完善法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和规则，为文物追索返还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除了充分利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历史契机，系统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负责机构等事项，还应系统修改完善我国文物进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改变现行法律‘管出不管进’的文物出入境单边管制状况。”

此外，霍政欣表示，作为文明古国、文物流失国和负责任大国，我国对于改革与重构文物追索返还国际法律秩序肩负着特殊使命、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尽早确立、表达和阐明文物追索返还的中国立场，提出国际文物治理的中国主张，为系统解决文物追索返还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更好发挥民间组织、个人在流失文物追索中的重要作用

霍政欣告诉记者，相较于购回和追索，捐赠是目前最通行的文物回归途径。“圆明园的七根石柱，便是在政府、高校、机构、社会力量通力合作下，最终促成挪威向我国捐赠的。”

在过往的捐赠事例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爱国人士、明星企业家、海外友人，或以组织的形式，或以个人的名义，慷慨解囊、鼎力相助，这些情真意切、雪中送炭善举背后的故事，无不令人动容。

1995年12月27日，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将在香港花费重金购得的者旨於睗剑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消息一出，让人联想到不久前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名为《呼吁企业参与抢救珍稀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筹钱消息，不禁交口称赞。

起因是香港一卖家意欲转让一收藏品，让这柄稀世珍宝者旨於睗公之于世。标价100万元港币的消息一出后，越来越多的海外收藏家表达愿意收购的意愿，甚至一位日本收藏家愿意出价150万元港币。

为了防止国宝青铜剑流失海外，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借款抢付订金后，四处筹集资金。接到马承源求助电话后，时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曹锦炎赶紧召开紧急会议，这才有了前面倡议书的登报。几天后，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看到倡议书，拿出100万元港币购回宝剑，为抢救国宝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3年9月，港澳地区知名爱国工商界人士何鸿燊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600多万元人民币，从海外购回了圆明园猪首铜像，让国宝重新回到祖国。四年后，何鸿燊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6910万港元创纪录价格购入马首铜像，并表达决定将铜像捐赠给国家的意愿。2019年10月3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喜迎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何鸿燊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2004年，香港企业家张永珍女士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自己在2002年苏富比拍卖行拍得的来自美国卖家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2011年11月，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实业家、收藏家郭炎在了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被盗情况后，将其自境外获得的两千七百年前秦国国君墓葬中的陪葬品两件鸷鸟形金饰片与一套金铠甲片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2017年11月，香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2000万元美元收购《丝路山水地图》，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华夏儿女的捐赠义举令人钦佩，同时慷慨人士之列中也不乏热爱中国文化的海外友人。2008年，荷兰商人倪汉克将家族历经几十年收藏的97件中国明清青花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他希望捐赠这批贸易瓷（中国古代生产的销往国外的陶瓷）能够在中国博物馆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一段中国瓷器远销海外并成为与当地人民友谊象征的历史。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贸易瓷的研究成为博物馆界、学术界的热点和焦点，而倪汉克捐赠的这批瓷器恰为科研工作提供实物素材，宝贵万分。

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文明悠久辉煌历史，更源于中华儿女坚定不移的传承之心。可以肯定的是，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仅需要各级政府、文物部门以及专业人员承担起使命责任，也需要社会上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播者。

有人说，面对文物追索工作，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流失文物的回归前景是光明的，但过程难免坎坷和艰辛。“一念在兹，万山无阻。”眺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踏上归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