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中国人口负增长85万人，负增长态势将持续多久，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如何？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百度财经《有识》栏目表示，长周期的少子化和长寿化是导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但中国有提振生育率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想让生育率在短期之内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难度是非常大的。

原新指出，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高与低。总人口下降的速度是相对温和的，这是人口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从更长周期来看，如果生育率提升得不好，越低的生育率，总人口远期的减量就越剧烈。

他解释说，2020年人口普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为1.3（相对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下同），2022年总人口开入负增长时的生育率水平不足1.1。如果能够将生育率提振到1.8，即我国人口规划设置的适度生育率水平，那么2050年中国人口还在14亿人上下；如果生育率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上提升到1.4、1.5的水平，到2050年总人口大致有13亿人左右；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至0.8、0.9的水平，到2050年总人口还有12亿人以上。但是，如果0.8、0.9的超低生育率水平得不到提振，而是继续维持，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不到5亿人；如果维持在1.4-1.5的生育率水平，世纪末的总人口还有7-8亿人；即便能够达到和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的水平，世纪末的总人口也只有11亿人。显然，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总人口规模缩减相对温和，但是远期的总人口减少将十分剧烈。

“

从今天开始想方设法地提振生育率，解决的不是未来三五十年的人口问题，而是解决更长远的30年、50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减少的问题，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原新说。

以下为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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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

⻓

，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原新：从整个人口发展的长周期来看，2022年的确是中国人口变动正负交替的分水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出生人口是956万，死亡人口是1041万，人口自然减少了85万。这一年是中国人口在常态化变化下出现的第一个负增长年份。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在1960年、1961年出现过两年的总人口负增长和1960年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但那是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年代，是死亡率异常增加导致的负增长。当然，分水岭就意味着最高的地方，2021年我国总人口14.13亿人，2022年为14.12亿人，也就是我国总人口达峰的最高点，即中国人口最大值。

在正常的人口发展条件下，2022年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起始点，预期受“三年疫情”的影响，2023年的负增长会比2022年更甚。长周期的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长寿化（低死亡率）是导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是少子化的急与快。如果回看新中国成立74年的历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以上的孩子，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只有1.3个。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这一年，平均生育率不足1.1。与发达国家比较，生育率从6降至更替水平2所花费的时间，我国只用了发达国家约1/4—1/6的时间，中国从高生育率走向超低生育率的历程是非常短的，具有急和快的典型特点。

另一方面，是快速的长寿化过程。少子化同时伴随着长寿化。新中国成立以前，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3—44岁，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78.2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长寿国家行列。

未来人口发展的基本大势是人口数量负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会相互促进，中国已经迈入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国家，同时也进入了加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程度将会从中度走向重度，最后走向超老龄社会。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是未来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底色。

2000

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亿，比重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6亿，占比接近19%，接近中度老龄社会。2022年，也就是人口负增长的这一年，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

对于未来人口的大趋势，是否会有好转的倾向？

西方国家研究生育率的时候，把生育率水平1.3称之为lowest-low fertility，也就是超低生育率的阈值，即一个人口的生育率达到或低于1.3，就称这个人口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状态。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最新公布的2023年年中的世界人口数据表，2023 年全世界生育率水平达到或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国家有23个，比上一年又增加了4个国家，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为1.2。超低生育率国家中，人口超过10亿人的国家只有中国，人口超过1亿人的国家只有日本，其他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口只有几十万人或者几百万人。这样看来，中国人口达到超低生育率水平，对全世界人口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意义重大。

生育率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就是低生育率时代，未来中国的少子化现象还会继续，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是基本趋势。育龄女性人群数量减少、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以及迟婚迟育甚至单身不育现象不断增加是未来育龄人群的基本面，虽然调查资料显示我国还有提振生育率的可能性，还有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表示愿意生育二孩或三孩以上。但是如果想把生育率在短期之内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另外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长寿化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换句话说，未来少子化和长寿化的大趋势还会长期维持，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也还会继续加剧，这是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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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继续加剧，这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

原新：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023年5月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也就是说，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从素质、总量、结构、分布、流动迁移这几个方向来理解。即便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但是从人口发展规律来说，人口的总量在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无论生育率高与低，下降幅度都是温和的。但是远期阶段，如果生育率不能得到有效提振，生育率越低，总人口剧烈下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中国式现代化界定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目标，中国式现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时间周期，第二个百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从现在算起大约30年左右的周期。所以，我所讨论的中国人口形势主要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30年左右的周期，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果能够把中国的生育率提振到政府所希望的适度生育率水平，即1.8左右，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2022年达到最高峰值14.13亿人的背景之下，到2050年人口基本上没有大的减少，还在14亿人左右。如果我们的生育率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之上提升到1.4、1.5的水平，到2050年总人口大致还有13亿人上下。如果说我们控制不住生育率继续下跌，跌到0.8、0.9的水平，到2050年总人口还在12亿人以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30年生育率的高低对于总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影响是相当温和的。总人口12亿人、13亿人以上，相对于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换言之，未来30年，中国式现代化是带领着占地球人类的14-18%的13-14亿人迈向现代化国家，这当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史无前例。

但是如果生育率提升的不好，那么未来长周期来看，越低的生育率水平，维持的时间越长，总人口的减量就越剧烈。也就是说，如果0.8、0.9的超低生育率水平得不到提振，而是继续维持的话，那么到这个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不到5亿人。如果维持在1.4-1.5的生育率水平，这个世纪末总人口还有7-8亿人，即便是能够达到1.8的适度生育率的水平，到这个世纪末的总人口也只有11亿人。

生育率是未来中国人口走向的决定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今天开始想方设法地提振生育率，解决的不是未来三五十年的问题，而是解决更长远的30年、50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减少的问题，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换言之，今天我们看到明天人口规模巨大，并不标志着后天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后天的人口问题我们从今天就要开始着手解决，绝对不能等到明天才动手，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要有远视。

第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动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在202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6亿，老龄化水平接近19%；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到本世纪中期的时候都将再翻一番，即老年人口规模达到5.2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超过40%。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到这个世纪的后半叶，伴随低生育率时代出生队列步入老龄期，老年人口的数量会从5个多亿人逐渐下降到3.6亿人左右，但是老龄化水平却因为持续性的人口总量负增长不断升高，有可能接近50%。想象一下，总人口当中有一半左右的人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样的人口结构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没有现实的案例，前无来者，一切都是新生问题。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要公正，千万不要污名化。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口现象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既有机会也有挑战。首先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千万不要陷入到只是讨论老年人口变化、老年人如何养老的狭隘当中。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变化，关系全龄人口，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人口老龄化和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代际的人口，都有利益相关，都有挑战，也都有机遇。

其一，从劳动年龄人口来说，虽然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数在2020年尚有8.9亿人，但是在未来的30年，一直呈下降趋势，到这个世纪的中期，劳动年龄人数会降到6.5亿人，劳动力的稀缺性会不断增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是不是短缺，这是个价值判断，需要从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需求两个角度来评判。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来看，科技化、工业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社会在不断深化，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大国重器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将会越来越强烈。目前这些变化也正在发生，例如ETC对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替代、公交卡对公交车随车售票员的替代、银行等服务窗口的智能设备对柜员的替代等。同时大国重器的使用，比如盾构机，高铁的架桥机、架梁机、架轨机等实际上在大量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现代化工厂中，机器人的普遍使用也在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一方面劳动力的数量供给在下降，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在导致劳动力需求量下降。供给和需求都在下降的同时，我们要看谁下降得更快，才能判断劳动力是否短缺。

恰恰现在看到的情形是什么呢？虽然劳动力数量度过了峰值区，一直处在下降阶段，但是依然处于劳动力供给的高原上，劳动力资源存量依然巨大，又恰逢每年高等院校招生和毕业人数双双突破千万的时期，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当中，充分就业依然是要特别重视的一个国家战略。

其二，老年人口数量在翻倍的同时，未来30年中，我们遇到的是低龄老龄化的情形，即60—69岁的老人会维持在40%、50%左右，人口数量从1.5亿增长到2.1亿左右。而本世纪的后半叶，高龄老龄化特征将非常的明显，即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70-79岁的中龄老人将占据老年人口的主体。这样看来，未来30年人口老龄化早期阶段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恰恰又给我们实施退休制度改革、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窗口。

其三，如果去比较人口年龄结构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关系，会发现从2021年开始，中国就从传统的养小为主的社会转向了现在和未来养老为主的社会。总抚养负担当中，抚养老年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到这个世纪的80年代左右，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数量会达到100—120。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养老的社会投入比养小的社会投入要高几倍。也就是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社会养老负担快速加重，国家的养老投入还要大幅度增加。更何况在未来社会当中，随着现代化过程，养老标准不断提高，人民寿命更长，会多向挤压未来的养老投入。

其四，还需要关注潜在抚养比这个指标，即平均一个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潜在抚养比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当中潜在的领取养老保障金的人和潜在的缴纳养老保障金的人的比例关系、潜在的养老被供养者和潜在的供养者的比例关系。之所以说这是个潜在的比例关系，是因为15—59岁的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未就业人口，如高中人口、大学人口以及不就业的残障人士等等，所以实际的供养比关系更加紧张，矛盾更加尖锐。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二者反向变化，会对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提出巨大的挑战。所以认识整个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过程要从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去认识，而不是单纯的只从老年人口去认识。

第三，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在性别偏好的文化环境中，受孩子经济、社会、家庭的比较利益、性别鉴定技术、低生育率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过去4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是偏离103—107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的正常值，长期处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状态当中。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推算，1980年到2022年期间，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口，他们的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14.4。如果按照性别比105作为基础值来推算，这40多年中，男性比女性多生了3400万人—3500万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出生队列的性别结构失衡的信息会伴随每一个出生队列的终身，到什么年龄段就会产生相应的性别失衡问题。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20—40岁的适龄婚姻人口，男性比女性已经多了1752万，未来的20年，将还有1700多万的多出生的男性逐渐进入婚姻年龄。性别失衡问题已经从出生性别失衡转化成了社会性别失衡，这样的背景下，婚姻竞争性增强、婚姻成本提高、离婚率提高，以及未来养老的特困人群的增加等等，都会形成一些新的社会挑战。

第四，从人口的素质方面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强，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即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都优于与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平均状况，健康改善提供教育、技术、技能、知识的良好载体。在健康逐渐变好的情况下，教育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率达到95%以上，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接近60%，进入了稳定的大学普及教育阶段。2019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超过了1000万，2022年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超过了1000万，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双千万的阶段。根据现在高校在校人数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来推算，这样的情况至少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截止到2022年，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4亿，占了总人口的17%，即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02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了14年，按现在的学制推算，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了，其中有一半以上都受过高等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人口素质会在现在的基础之上继续提升，人力资本也在不断地日积月累，未来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第五，国内的人口迁移流动十分活跃，这一方面缓解了区域之间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口呈现再布局的过程。从人口迁移流动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放开了劳动力的自由迁徙，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不到700万人，增加到现在3.8亿人以上。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初期，流动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左右，现在已经占到了27%以上了，城镇化水平达到了65%。

数量庞大、规模巨大以及范围广袤、时间长久的人口迁移流动，激活了人口国内的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合理再布局，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流动迁徙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所提高。

但是人口迁徙流动同样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比如数以亿计的如此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具有典型的三八特点，他们八成以上来自农村，八成以上进入城镇，八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所以，促进了农村地区人口结构的快速老化，形成了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大趋势。2020年的人口普查，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为23.8%，城镇的老龄化程度委15.8%，二者相差8个百分点，形成了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特点。再配合经济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是农村应对老龄化的基础设施、制度准备、经济条件甚至人力资源条件都远远不及城市，但是农村恰恰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和冲击。这对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所以说，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重点和难点实际上都在农村。

第六，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婚姻家庭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家庭的功能越来越脆弱，家庭已经被简约化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七普数据显示，从人口的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一个人到三个人的家庭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家庭的76%以上，也就是说3/4的家庭只有3个人或3个人以下。现在中国人的寿命在延长，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共同生活在一个时间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三代四代五代共居在一个屋檐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七普数据显示，一代户家庭占到49.5%，接近一半；二代户家庭占36.7%，这两者加起来就超过了86%。所以说家庭已经完全实现了简约化和简单化，传统的家庭功能和家庭发展能力极度弱化。

家庭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最小单位单元，完整的家庭至少应该有一个孩子，家庭户平均规模应该在3个人以上。但是现在家庭户的平均人口规模只有2.62个，远远不及3个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家庭现在进入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单身不愿意结婚的人在增多，结了婚以后不愿意要孩子的丁克家庭在增多，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导致的不育不孕症的患者也在增多，也就是说想要孩子而要不了孩子的被丁克家庭也在增多，除此之外少子女的家庭也在增多，唯有多子女家庭相对减少。

第七，最后一个方面，还要看到的是国家的态度，也就是国家人口政策。已经全面从控制人口增长的紧缩型人口政策转向了鼓励人口增加的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阶段。标志是2013年年底提出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15年年底的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5月份提出三孩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改变，国家从政策保障、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术支撑、优质服务、安全温馨、人文关怀、环境友好等方面，正在抓紧时间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期望中国的生育率能够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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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应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人口变化？

原新：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所形成的一系列的人口现象是长期的少子化和长寿化的人口发展的规律使然，如果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匹配，就不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如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就一定会形成问题和挑战。

所以整个21世纪人口老龄化都将贯穿始终，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系列挑战，会上升到一个老龄社会层面的问题。老龄社会层面的议题和问题涉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健康领域、区域分布以及性别领域等等方面，几乎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比如现在讨论的未富先老能不能变成边老边富或者快老慢富？未备先老可否转变为边老边备？健康领域的未康先老能不能变成普遍健康？区域领域的农村先老能不能得到解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全面的、深刻的、持久的。

从应对的角度来说，应该有观念的更新，要树立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观念，我提出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科学认识，就是必须从遵循人口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辨析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利弊分析，正确认识，既不要夸大负面的影响，也不要忽略积极的因素。

此外，既然整个社会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呈现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情形，我们会长期生活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环境中，那就应该主动地去适应这种变迁，要充分认识和挖掘新的机遇。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积极地应对老龄社会和人口负增长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挑战，直面困难，要想方设法去应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解放思想。在整个老龄社会之下，针对老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适老化的改革和变革。在思想准备上，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观的局限，在老龄社会的层面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第二，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老年人问题的局限，要在全龄人口的层面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第三，还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部门局限，也就是说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是国家的某几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问题。第四，我们还要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孤立国家战略的局限，不要只是在单纯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去寻求对策，而是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融入到高质量发展、充分就业、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新兴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当中去综合考虑，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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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总是盯着二孩、三孩，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生一孩。如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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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愿意适龄生育一孩，提高人们生育一孩的幸福感更重要。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未来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否应该更多考虑生一孩的情况?

原新：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是盯着多胎，应该向支持一孩生育和二孩生育转移。因为从出生人口来看，一孩占了绝大多数，二孩、三孩及多孩比例相对较低。从递进总和生育率指标来看，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0孩到1孩的递进率是88%，一孩到二孩的递进率是45%，二孩到三孩及以上的递进是8%。如果把这组数字折算成100个育龄女性有多少生了一孩、二孩、三孩的话，意味着100个育龄女性中，88个生了一孩，40个生了二孩，只有2-3个生了三孩或更多。所以，要想解决每一年出生人口规模的问题，当然要把力量集中在生得多的群体上面。

由此来看，生育支持政策不能仅仅只盯着三孩及多孩生育，轻视一孩和二孩生育，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出生人口当中，一孩和二孩的重要性，因为一孩和二孩是众数，是大众行为，尤其是生一孩。而生三孩及三孩以上是一个小众行为。大众行为和小众行为，对整个出生人口的拉动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盯着三孩及三孩以上的多胎生育，在这块给的奖励越来越多，而忽略了一孩、二孩，这可能对于整个生育支持政策的布局，或者说整个出生人口的拉动，至少在现阶段可能作用不会那么太大。所以我一直呼吁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公正的生育公共政策体系。对于生育的支持可以因孩次、因地区、因民族、因城乡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别绝对不能大，我们应该对所有的生育都有公共政策和福利的支撑和支持，这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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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类生育支持政策频出，我们距离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完善?

原新：无论是中央的生育支持政策还是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目前政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建设普惠性托儿所幼儿园、生育津贴等经济支持、产假延长、陪护假设立等等，有的地方开始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等支持政策。此外，从环境塑造方面来看，提出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要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创造家庭支持、社会支持、政府支持的友好舆论环境，提供人文关怀，让人们感到生孩子光荣，但是这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生育效果，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也有人说我们投入的太少，经济支持力度不够，但是现实中去看一下OECD国家（经合组织国家），例如一些北欧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10年、20年当中，关于生育友好的家庭支持公共政策的投资甚至已经占到了整个GDP的3%左右，但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回升。

当然，投入在生育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对于家庭生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应该看到间接成本以及影子成本。比如文化的改变。

现在60岁以上的人们，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氛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人生中所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年龄段的收入水平，大概也就是两位数的工资水平，而且那个时代双职工的家庭也不多，但当时的生育率高达6以上，城市平均生育3-5个孩子，农村平均大概生到6-8个孩子。那个时代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农民，他们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换句话说，挣两位数的工资要养活三代人且家庭人口数量众多，相对于两位数的工资收入而言，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多生？。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大家庭的文化要传宗接代，要养儿防老，要增加家庭劳动力，普遍认为一生当中不结婚不成家，似乎人生不完美；成了家以后不生孩子，会认为家庭不完整；生孩子不生个男孩，将来家族姓氏怎么继承？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驱动之下，实际上即便是经济收入很低，他们也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到今天生育的主体是90后和00后，参加工作的收入至少在四位数到五位数，几千到上万的收入相比于今天的房价和生养成本等各个方面来说的确也不算很高，但是相对于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来说，相对性收入还是很高的，可他们为什么只生一孩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了，有的甚至连婚都不愿意结了？我认为这是文化和观念的改变，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更多强调自我的文化中心，以自我发展为核心。如果说上一代、再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是为了家庭的孩子，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中心的话，那么这一代年轻人现在更多的是强调自我的发展，自我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活动。如果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了自我的发展，那可能真的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包括婚姻家庭，也包括生育孩子。

文化的改变不是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就能够变化的，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所以对于生育率的提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我的看法是，不要期盼着生育支持政策到位生育率就一蹴而就的提升，或者说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升，基本上可能性不大。提振生育率是一个慢变量，生育率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有四个心，要有恒心，要有决心，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指望在短期之内把生育率能够提振到一个相对好的水平，尤其是像提振到国家所期望的1.8的适度生育率水平，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提振生育率，我们需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需要做长期主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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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男恐惧”情况受到关注。即生育了一个男孩后，对于二胎是否还是男孩有一些担心。为何会出现“两男恐惧”，是否普遍存在？

原新：“两男恐惧”在最近一二十年来就已经有了。我在基层调研的时候，有一些被调研的对象很幽默地告诉我们，生儿子是投资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这实际上和婚育文化有关系。

中国人传统结婚文化中，男方要准备结婚的礼金、房子、车子、首饰，男方还要准备婚宴等。这些东西的背后是高昂的房价和高昂的市场服务。尤其是彩礼，现在许多地方结婚要的彩礼是相当多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为生了一个或者两个男孩的父母亲，增加了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对于生了女孩的家庭来说，相对来说是得到彩礼的一方。而且在整个结婚的过程当中，除了准备嫁妆以外，并不会投入太多直接的经济成本。所以生了女孩家庭的压力相对要小。

另外一个方面，还有文化上的一些变化。过去说生儿子是为了养儿防老，甚至有人调侃养儿防老变成了养老防儿。当前，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的加大，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抚养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上，男孩对父母家庭的照顾和女孩对父母家庭的照顾，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反而是女孩照顾得更好、更贴心，更像一个暖心的小棉袄。可能很多人看到了一些现实情况，体会到养女孩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生男生女背后的成本和文化的变化，是造成两男家庭的恐惧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