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另一股力量也加入了植保体系,即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粮食主产区,数量庞大的植保无人机以及操作无人机的“飞手”,为粮食生长提供了更加完备的防治服务。
“和人力喷药相比,无人机的速度更快,效果也更好。”王锡锋说。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业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超过7万架,每架无人机,每天喷施300-400亩农田,是人工喷施的20到30倍。服务价格不高,据记者调查,在不同地区,每亩地的服务费用,在8-15元左右。
从政府到社会,从专家到农民,完善且周密的植保系统,成为了对抗病虫害最重要的依托,“在这样的体系下,可将病虫害造成的大面积绝产的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康厚祥说。
害虫威胁仍在前方
病虫害总是和粮食作物生产伴随而生,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在人类、作物和病虫害的斗争中,近忧和远虑一直都在。
比如入侵害虫,过去数十年中,不断有新的害虫进入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的美国白蛾,到上世纪90年代传入的美国斑潜蝇,再到2019年侵入的草地贪夜蛾……
“对入侵害虫,我们有三层防治体系。第一,对潜在的、可能会来的,以及新入侵的,进行风险评估,并作出预警。第二,对跨境的害虫,如草地贪夜蛾、非洲蝗虫、番茄潜叶蛾等,研发快速检测技术,建立区域监测网,建立狙击带,通过各种方式捕杀。第三,已经进入且大面积发生的,如马铃薯甲虫等,控制发生趋势,阻截扩散。”王振营介绍,“我国每年也都会对各种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调查,为病虫害的发生趋势进行预报,来指导防控,以草地贪夜蛾为例,今年10月下旬,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组织了对云南省草地贪夜蛾冬季发生情况的调查,在楚雄等地进行田间调查时发现,在我们调查的玉米地块,几乎百分之百有草地贪夜蛾发生。”
病害也同样如此,康厚祥告诉记者,科学家们在稻瘟病的基因中,发现了病菌持续进化的痕迹,揭开了漫长历史中病菌和农作物争斗、和药物竞争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未间断,“在未来,稻瘟病,仍然是水稻最重要的病害之一。”
值得重视的是,原本在水稻上发生的稻瘟病,正在全球范围内威胁着小麦,康厚祥告诉记者,“稻瘟病菌侵染小麦成灾的现象被称为麦瘟病,最早是于1984年在南美首次暴发,几十年中,一直在扩散,现在已经扩散到南亚的孟加拉国、非洲的赞比亚等国家。我国也建立了专门的监测机制,有专业的监测设备,观察它的传播速度、路径等。最好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但也要做好储备抗病品种等防范麦瘟病危害的准备工作。”
水稻叶子上的褐飞虱成虫和若虫。受访者供图
病虫害的发生和致害机制非常复杂,侯茂林告诉记者,许多机制当前都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这也给防治带来了很多困难;甚至有些虫害和病害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稻飞虱,自身对水稻的危害就很大了,却还要传播水稻病毒,造成了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水稻条纹叶枯病。
如今,2021年即将过去,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中国人的饭碗,继续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但并不意味着,和病虫害的斗争,已经胜利了,2022年的虫口夺粮战争又将打响。“这是一场持久战,只要人类还在种粮,就永远需要防治病虫害。”王锡锋说。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粮食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他多次深入田间地头察墒情、看苗情、问收成,明确指出“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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