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营透露，当前，我国对草地贪夜蛾已经有了一整套监测预警体系和综合防治技术，可以有效防控草地贪夜蛾的危害。2021年，草地贪夜蛾仍然以危害西南和南方玉米区为主，黄淮海和北方春玉米区发生危害面积很小，由于防控及时，对产量造成的影响很小。公开的数据也显示，到现在为止，草地贪夜蛾仍被控制在长江以南，危害损失在3%以内。

在条锈病大暴发之后

控制住草地贪夜蛾的，是一整套完备的监控、防治系统。如病虫测报，这是一套由分布全国的植保站层层监测，自下而上汇报、自上而下布置防治方法的体系，通常有长期、中短期发布预报等不同的形式，几乎涵盖了农作物所有的生长阶段。

2021年3月9日，河南淅川县发布病虫情报，发出小麦条锈病的警报，警报显示，当地在2020年11月新的小麦生长季首次发现条锈病，是历年来的第二早，立即引起了各地各部门的广泛重视。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作物真菌病害流行与防控创新团队执行首席刘太国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继2020年条锈病大流行之后，2021年，小麦条锈病再次流行，发病早、面积大、菌量足，导致黄淮海小麦主产省都受到严重发病威胁，严重程度也是近年罕见的。

刘太国说，条锈病能否严重流行是可以通过甘肃、四川等秋季小麦自生苗上条锈病的菌源来预测的。每年秋、冬季，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会同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植保科技人员，会统一进行菌源调查，从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到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等小麦条锈病菌菌源基数的调查研判，再结合气象条件、品种种植信息等因素，可基本判断来年该病害的流行程度和基本趋势，结合全国农技推广中心测报防治系统信息调试，农业农村部会将中后期小麦主要病虫害发生趋势通报有关单位，以便各地方提前做好夏粮生产工作。

这些措施，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刘太国介绍，2021年4月，是条锈病盛发期，他曾在各地调查，“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安徽再到山东，调研一圈，除河北小麦生育期较晚尚未见小麦条锈病外，其他经过的各地都可见单片病叶或发病中心，尤其是河南，任何一块地里，都可找到发病点，这说明，条锈病已经开始流行。”

然而，作为条锈病发生最严重的河南，受损反而是最小的。刘太国告诉记者，这和早防治有直接关系，“我在河南的时候，看到绝大部分田块小麦都打过药了，所以虽然可见条锈病的病斑，但病菌已基本被杀死了，当时，各地农业部门的干部，那段时间全都在地里指导防治，省里还垫资，拨专款进行防治，确保国家夏粮丰收。”

小麦条锈病是小麦重大流行性病害，抓紧、抓准、抓好防治关键时期，直接关系着“虫口夺粮”的战果，如果错过了防治窗口期，产量损失就基本形成了，防治效果将大打折扣。

微观世界里的对抗战

不论是条锈病，还是草地贪夜蛾，和病虫害斗争，是人类农业的永恒主题。

王振营告诉记者，仅在三大主粮上，每种农作物可能遭遇的病虫害有数百种，现实中可能造成产量损失的，则有几十种。

防治每一种病害或虫害，都需要无数科学家们付出艰辛的努力。更麻烦的是，害虫、病毒、真菌也在和人类斗争，不断进化。

以条锈病为例，它的“大本营”在甘肃和四川，尤其是甘肃的陇南地区，四川的川北地区，被称为条锈病的“菌源基地”，在那里，有着庞大的菌群。

刘太国介绍，条锈病是由一种只在小麦上生长的病菌引起，病菌离开小麦植株，几天之内就会死亡。刘太国告诉记者，在甘肃、四川的菌源基地，高山梯田上，海拔落差很大，小麦也是立体种植，各个海拔高度的梯田上都会种植小麦，山下的小麦成熟早、收割也早，小麦上的病菌死亡也早，但有一大部分随着上升气流传染到山上没收割的小麦上存活；山下收割过程中遗落的麦粒，会发芽形成“自生麦苗”，山上的病菌又会随风吹落回到山下大量的“自生麦苗”上“落户”，这样病菌就可以度过火热的夏季，也可以在麦苗体内度过寒冷的冬季，如此反复，条锈菌就在本地可以完成“周年循环”。

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可以看到多个发病叶片。受访者供图

同时，条锈病还有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流行传播路径。在秋冬季，海拔2000米以上的条锈菌，有一部分菌会随着气流如季风南下，传播到鄂北、豫南等地，病菌随降雨等下沉气流落到麦苗上，温湿度合适时就会侵染发病，从而病菌也可以度过冬季。等到下一年春季的东南风来时，则再次把孢子带回西北。

为有效防治条锈病，菌源基地所在省份的小麦新品种都要求高抗才能通过审定，但由于病菌的不断变异，一个高抗品种可能几年后就“丧失”了抗病性，病菌在快速而不断地进化。刘太国介绍，1949年以来，我国小麦条锈菌新生理小种已经更新迭代了很多次，当前流行的是名为“条中34号”的病菌生理小种，它最早发现于2009年左右，现在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

菌群在进化，这意味着育种家们也要不断改进、培育新的抗性品种，以应对菌群的进化，达到持续防控的效果。

种业是抗病虫害基石

品种、病原和环境，是病害发生与流行的三大因素，刘太国告诉记者，这在植物病理学中被称为“病害三角”。当然，这三角关系更离不开人为因素对病害发生与流行的影响，也称为“病害四面体”。

当人的因素加入病虫害和农作物的战争中，这场战争的形态，必然会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是提前调查掌握病、虫基数，据此可研判病虫害发生范围和程度，进而从容应对。以小麦条锈病为例，包括条锈病菌越夏、越冬两次大规模调查，以及田间持续的监测，对于保障小麦条锈病在全国范围发生的有效防控起了重要作用，而在虫害防治中对越冬虫卵和幼虫，也有同样的调查，都可以让种植者和农业专家们，提前进行有效研判。

气象条件的不可测性更高，这也是现代化农业仍存在“靠天吃饭”现象的原因之一。

好在，2021年对水稻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年景。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水稻害虫创新任务负责人侯茂林研究员告诉记者，今年水稻虫害较轻，水稻的两迁害虫都不算多，“算是老天帮忙”。

水稻的两迁害虫，包括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对它们的预测比本地越冬害虫更难。侯茂林解释，“水稻的两迁害虫，主要是每年初夏，从东南亚随季风迁入，而且降落地与锋面有关，但季风和锋面发生的具体时间、规模等难以预测，所以两迁害虫的预测，总是很难有相对准确的结果。”

在虫害层面，北方水稻尤其东北水稻，面临的威胁并不大，侯茂林解释，这是因为，大部分水稻害虫在北方都不能越冬。而在南方，除本地越冬害虫外，水稻还要面临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两迁害虫的侵害。

对于北方水稻来说，防治好稻瘟病，丰产的可能性就非常高。稻瘟病是水稻最重要的病虫害之一，危害较重，如果不加防治，大暴发的情况下甚至直接造成绝产。因此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稻瘟病从来都是位于前列的。和某些省份小麦条锈病高感一票否决一样，水稻品种审定中，对稻瘟病的抗病性，也同样具有一票否决权。

危害虽然严重，但同样有非常成熟的防治办法，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康厚祥告诉记者，事实上，今年的稻瘟病发病还是较重的，但因为防治得力，对产量的影响较小。

2020年9月，康厚祥（左）和同事在做品种改良试验，左边是未改良的品种，许多稻穗已发病，右边是改良后的品种，基本未发病。受访者供图

稻瘟病的防控，得益于两方面的作用，康厚祥解释，“第一是药物防治，目前防治成本在1亩地50元-60元左右。第二是抗性品种，我国水稻育种水平极高，大部分地方都种植高抗品种。这其中，品种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不仅水稻，包括小麦、玉米，乃至其他作物，在对抗病虫害的过程中，高抗品种从来都是决定胜负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一点，恰恰需要人们去不断地突破和努力，在进化的道路上，跑在病虫害的前面。

7万架植保无人机织防控天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王锡锋研究员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植保体系，这其中包括从中国农科院到地方农科院的科研力量，从中国农业大学到地方农业大学的教研力量，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到覆盖全国所有县的植保和农技推广体系，“科研、教育、政府、群众科技组织、生产者，全部在这个体系里面，非常完备，且反应速度极快。”

王锡锋告诉记者，有一回他在田间调查时，发现地里有某种病毒病菌，遂打电话给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一位领导，15分钟后，当地植保站的人，就把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了。“我们对病虫害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只要发现，就可以在最短时间里实施防治措施。”王锡锋说，“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力量的体现，也是植保体系完善的标志，事实上，这样的反应速度在很多力量不够的小国，根本不可能做到。”

2020年10月，王锡锋和同事们在开封收获抗病鉴定的种子。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