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伪作是有意的欺骗，因此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艺术家的助手这一情形，除了意图不一样之外，它与伪造条件相同。我们认为这可以排除人们感知到的不道德所产生的影响。但当我们看到，助手创作的复制品在历史评价维度上的得分低于艺术家创作的复制品的得分时，我们担心受试者可能也将助手在作品上盖上艺术家的印章视为不道德行为，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声明，这种行为是常见操作。所幸，我们已经让受试者评价了艺术家、助手和伪造者创作第二幅画的道德程度。

毫不奇怪的是，受试者认为伪造比助手的复制更不道德，但他们也认为助手的复制比艺术家本人的复制更不道德。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不道德程度作为统计意义上的控制因素。我们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法，揭示出不道德程度的确能在事实上预测受试者对助手复制品的评价要低于对艺术家复制品的评价这一事实。然而，回归分析也允许我们分别审视创作复制品的角色以及该复制品是否被视为不道德之作。

我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即便在统计意义上将不道德程度纳入解释因素，只需要知道第二幅画是由助手创作的，就会导致受试者贬低对第二幅画的评价。也许，对于照片实验组的结果，这种被贬低的评价所带来的困惑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什么受试者也会贬低对助手重新印制的第二张照片的评价？

所以，当原作与得到认可的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并排呈现在受试者面前，使得受试者感知到两者在视觉上非常相似时，之前出现在伪作和受认可的复制品上的较低评价没有出现在美感等广义评价维度上。相反，较低的分数与受试者对作品历史背景的评价有关。受认可的助手和伪造者所创作的复制品在历史评价维度上的得分较低，这一事实表明，在道德评价之外，我们还十分看重作品的真实性。显然，在这些历史评价维度上，即便是同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复制品也会被贬低，这表明时间优先级（哪幅画最先被创作出来）和谁创作了复制品（艺术家还是助手）都会对评价产生影响。

这一研究表明，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审美评价时，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有多漂亮，有多美妙，有多讨人喜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该作品有怎样的历史以及它有怎样的创作过程。

原作者|[美]埃伦·温纳

导语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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