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奥·凡·杜斯伯格作品《风景中的女人》。
当艺术家皮特·蒙德里安的传记作者列昂·汉森(Leon Hanssen)相信他已经发现,一幅被认为是由特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创作的画实际上是由蒙德里安创作的时,他说,当看着这幅画时,“就好像你在与蒙德里安握手”。遗憾的是,这幅画并非出自蒙德里安之手。我在这里引述汉森的话,只是为了表明,他相信一幅作品相当于艺术家的一部分,伪造之作则不然。这种观点不完全是理性的,因为我们知道,画布上并不存在艺术家的物理本质。然而,谁敢说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呢?
无数哲学家认同这种观点,即完美的伪造之作在审美上不如原作。达顿的观点是,我们对艺术品的反应和评价不可能与它体现的成就区分开来。一幅画是艺术家创作行为的产品,这些行为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当我们欣赏15世纪意大利画家马萨乔的画作时,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最早使用直线透视法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对他的画作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相比后世只是应用而非发明透视法的画家的画作,在解决问题的深度方面,马萨乔的画作体现了更大的成就,伪造之作则无法准确体现艺术家的成就。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经常提到将艺术品放置于历史之中的重要性,他使用了“灵性”(aura)这一术语来呼应心理学上的术语“本质”:
即便在最完美的复制品中,也缺乏一样东西:艺术品的时空性,即它是特定时空下的独特存在。正是这种独特存在—别无其他,盛载着艺术品留下的历史印记……原创作品的时空性奠定了真实性内涵的基础……在技术年代对艺术品的复制,所欠缺的正是艺术品本身的灵性。
为什么一件完美复制品的美学价值不同于原创作品呢?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我们看待一幅画作的方式会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件伪作而改变。我们会变得更仔细地审视这幅画,寻找它的瑕疵。因此,在欣赏同一幅画时,如果最先认为它是原作,然后又得知它是伪作,在前后这两种情形下,我们对画作的评价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之所以会寻找差异,是因为我们假定如果我们继续欣赏,我们可能会感知到两者的差异。简而言之,“既然练习、培养和发展区分不同艺术品的能力就是常见的审美行为,那么一幅画的美学特征就不仅包括人们在画作中看到的东西,还包括那些决定人们会如何看待画作的因素”。
原标题:韩国跻身“发达国家”,不只靠“富”|新京报专栏此次将韩国确定为“发达国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衡量标准取决于人均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