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我就不去展开，发现本身或者是这种思考框架本身，某种程度上挑战古典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成因的这样一些理论，它对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具备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且面临几乎是无穷尽的未来的投资机会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而言，可能我们重新思考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它是锚定这样一些经济变量，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思考。

基于这样一个观察、这样一种考虑，我对未来一年、两年，有这样几个具体的政策建议。基本的思路还是在于我们整个政策的框架体系，可能需要从简单的GDP，向更长期的一个价值——整体价值转移。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提高投资率。这样，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投融资体系，可能是我们未来宏观政策体系需要去直面的一个积极性的问题。当然投资解决资金来源，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在目前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可能我们需要比较积极一些。当然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希望这些海量投资，它最终是依靠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一个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我还是希望大家再重新看一下生产网络图，这是2017年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网络图，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我们生产网络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节点行业会出现。从现在过渡到未来的阶段，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可以叫做“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整个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阶段发展所需要的海量的投资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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