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大的结构之下，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的五年规划、举国体制、地方政府债务，它跟自下而上的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合在一起之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里面涌现了很多节点行业，我们看到节点行业里发生了一些技术变革、技术进步，这里面的一些产业政策、扶持政策本身产生一个外部的效应，形成对整体经济的背书效应。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我们要梳理的话，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底层逻辑变迁的模型。

产业政策成功的前提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有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这些节点行业的经济微观单元；另外一方面，整个节点行业的出现和更替，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我们整个经济现在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在于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已经降下来了，最近这个数字在2%左右。我们都了解，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之源，高质量发展本身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连在一起。

现在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真正要去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稳健发展找到新的动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思考怎么去提升或者保持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整个政策基本面的讨论，对中国而言，虽然挑战是非常艰巨，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利好的因素，比如说整个中国经济在进行产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巨大发展的过程，工业化本身它可能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时新基建，也就是围绕着工业化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它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空间。我们有大国工业，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在GDP的占比已经下降得比较明显，但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是占了全世界制造业的29%-30%。未来保持一定的制造业的规模和比例，它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还讲到更彻底的改革开放、高水平开放、更彻底的改革举措，它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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