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指出，这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一个目标跟现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框架体系之间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对立？

“因为我们讲到现在的宏观政策，基本上它锚定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变量是GDP，而GDP是个流量的概念，它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年对国内产出的这样一个总体规模，但事实上我们从研究投资角度讲，投资它应该锚定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成长机会、未来的投资机会。换句话讲，如果用GDP这样一个偏窄的、狭义的这个国家价值、国家能力的这样一个指标作为锚，去理解投资、理解融资的话，很可能我们得到一些结论，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或者是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刘俏说。

刘俏表示，但事实上在我们面对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在新的这些节点技术、节点行业，我们大量的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的背景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到底锚定的价值是GDP还是一个整体价值的概念，这就会带来宏观政策环境、宏观政策力度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用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在于会带来高杠杆率，带来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当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是远远高于它的GDP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有非常非常广阔的宏观政策的实施空间，这种情况下，它即使信贷上升，它也不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完全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效果。但这背后可能需要一些前提，包括新增的信贷，它需要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配置到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和节点行业，同时也需要支撑这个生产网络的数量庞大的经济微观主体，这些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能够从这种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受益。”刘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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