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玉坤)去年5月,北京新版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施行,对垃圾分类提出了更严格要求。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多名来自基层的市人大代表就垃圾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点出了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难点、痛点。
厨余垃圾分出率大增,居民知晓率增加
根据市城管委的发布信息,截至2020年12月底,北京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逐步提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从新条例实施前的309吨/日增长至4248吨/日,增长了12.7倍。
市人大代表、竹杆社区居委会主任郑红强肯定了垃圾分类的效果。
“我们社区的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都很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目前,我们社区厨余垃圾分出率、其他垃圾的减量做得很好,减少塑料制品使用也有很大推进,这个是不可否认的。”郑红强说,现在去社区超市、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商家都不提供免费塑料袋,“这种降塑意识还是很强的”。
“经过半年多的运行,现在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几乎达到85%,以龙泽为例,去年8月厨余垃圾只有半桶,现在每天满满的8桶。”市人大代表、昌平区龙泽苑社区居委会主任伊然介绍,他们社区各个小区从最难的撤桶并站,到志愿者桶前值守,垃圾分类持续向好。
市人大代表、昌平区龙泽苑社区居委会主任伊然。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厨余垃圾桶,夏天味很大
不过,因为厨余垃圾分出量大增,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伊然介绍,2020年七八月份,刚开始分类时,厨余垃圾量虽然比较少,但一打开垃圾桶,馊臭味扑面而来,即使盖着盖子经过桶前也能闻到。9月底,天气渐凉,味道稍淡,但如上午未及时清运,经过中午发酵,居民经过时已很难忍受。
“如果在上午11点不能及时清运就会爆桶。那么夏天来临时,高温酷暑中,小区里满满的8桶厨余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居民如何能接受?又怎么能保持来之不易的分类成果,这是居民小区的普遍现象。”伊然认为,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更涉及条例的贯彻执行落地。但是只要厨余垃圾破袋投放,臭味不可避免,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必然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在郑红强所在社区也存在。“破袋的好处其实有两个,一是检验你分得对不对,好监督;二是后端处理时不用专门把塑料袋再捡出来,减少一道工序。”郑红强说,“但是,夏天一打开那个桶盖,真能熏得让你倒退几步。咱们上班族一般都是上班的时候顺手扔,虽然有的小区扔完还能洗手,但总觉得刚一出门就弄成这样,一路上很别扭。”
对此,伊然建议是,尽快上市物美价廉,老百姓能接受的、透明的、能装2公斤左右的、符合北京标准的可降解垃圾袋。
部分设施先天不足
郑红强所在社区有很多老旧小区,本身基础设施先天不足,附近没有垃圾的中转站,全靠工人把垃圾一点一点收集起来,拉去比较远的地方中转。
“路途相对较远,而且现在要求很严,垃圾中转站只要发现厨余垃圾桶里有其他垃圾,这一车就不合格,就得自己去分拣出来,再重新排队。”郑红强说,“所以,整个清运的过程效率很低,经常出现垃圾桶的‘满冒’。以前不分类的时候,大件儿、泡沫什么都有,清理很麻烦,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垃圾桶站不洁,垃圾都没地儿扔、没人倒,很难去培养居民良好的卫生习惯。”
郑红强认为,现在正在推广的绿色驿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厨余垃圾、可回收物都能处理”。但是这在竹杆社区也很难实现,“我们的地方本来就有限,紧巴巴的,垃圾转运站都没有地儿建”。
收运时间不固定
来自东城团的代表马龙是北京宏源餐饮董事长,在他看来,餐饮企业做好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很简单。
市人大代表马龙。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尝试,厨房择菜、修边下来的边角料,都没有直接扔掉,不能直接成为垃圾,有一个‘待变’过程。我们研发了一些产品,有的可以售卖,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有的能用作员工餐,增加了员餐的种类和花样,也受到了员工的欢迎。”马龙说。
“从目前垃圾分类执行情况看,清运还是很及时,我们跟有关部门配合得也都非常好。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清运垃圾的时间并不完全统一,也并不十分固定。比如,收运时会提前约定时间,垃圾桶送到一个指定位置,这时候垃圾桶处于一种无人值守状态,路人看垃圾桶可能就掀开往里扔了东西,这就造成了垃圾分类不清。这种现象在北京很多餐饮企业都听说过。”马龙说,收运垃圾的人一看,明显像没分类,就有可能拒收。
他建议,规范厨余垃圾收运地点,规范收运时间,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推动垃圾处理产业化,充分调动企业参与
郑红强认为,现在已经提出无废城市的概念,垃圾处理本身是一个产业链,厨余垃圾其实可以变废为宝,其他垃圾经过处理也可以变为建筑原材料等,可回收物更可以直接回收再利用。
他认为,在整个环节都可以引入企业参与,提高分类效率。
“让‘原料’品质高,就得垃圾分类更准确,后续无须再人工分拣,直接可以作为原料。如果企业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会想方设法,比如通过奖励等手段引导居民分类分得更仔细。”郑红强说。
在整个环节中,政府要做的就是扶持产业发展。郑红强说,在企业生产线投入初期,可能面临资金困难,政府就可以支持、补贴,让企业做起来。另外,政府应该充实执法力量,充实宣传力量,提高分类知晓率。“其他的全部交给企业做,交给社会组织做”。
新京报记者李玉坤摄影记者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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