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排查：找到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个需要救助的孩子被发现的方式有很多种：热线电话、街道、社区报告……而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来说，司法部门提供的名单和基层儿童工作者的报告是最主要的途径，牛元媛说。

近年来，陕西省民政厅曾多次与司法厅合作，对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子女进行排查。乡镇政府（街道办）的儿童督导员和村（居）民委员会的儿童主任是入户排查工作的主力军。

201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负责困境儿童保障最基层的日常工作。2019年，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的职责在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被进一步明确。

宝鸡市金台区某街道干部文静是在2020年4月成为儿童督导员的，她第一次参与摸排时就遇到了麻烦。

那是一个叫何荷的孩子，2016年底，何荷的母亲因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她开始跟着姥爷生活，而父亲也在2017年因涉毒犯罪入狱。

文静说，摸排工作的难点之一在于家属不配合，不少家属害怕别人知道自家有人服刑，对工作十分抵触。一位未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2017年排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时，打了300多个电话，三分之二的人拒绝入户。

何荷的姥爷就拒绝文静到家里，只同意带着孩子去街道办。“但我们更想看看孩子家里的生活条件。”文静说，从那以后，他们一遇到孩子姥爷就拉住唠唠家常，讲讲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好处，解释下为什么要入户，隔三差五打个电话……一个多月后，姥爷终于松了口，同意入户。

铜川市未保中心的李秀萍说，她已经习惯了隐藏身份、“低调”行事。因为怕陌生车辆进村惹眼，他们尽量把车停在村口，步行进村。遇到村民询问，“我们就说是学校老师，来家访的。”

文静和其他基层儿童工作者编织起了一张细密的网。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全国已建立4.8万名儿童督导员、66.3万名儿童主任的基层儿童工作队伍。

2017年，陕西省司法厅给出的需要排查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名单有超过5000人，经过这张网的不懈努力，到2020年5月，仍需进一步排查的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减少到389人。

除了文静们，在福建，监狱的民警们也在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做着同样的工作。

他们加入了福建省教育援助中心（红苹果公益组织），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也是福建监狱系统的一位民警。这个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帮扶的公益组织采用“社会组织+社工+监狱民警”相结合的帮扶机制，总结出由“监狱+司法+民政+教育+社会组织”五位一体的跨界合作的服务方式。在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的支持下，在福建省各监狱均设立了分支机构。

福建省各监狱从服刑人员处统计出申请帮扶的未成年孩子的名单后，加入红苹果公益的监狱民警志愿者会根据名单进行电话询问或走访，补充孩子的基本情况和家庭信息。“监狱方面对于服刑人员及其子女的情况是了解最多的。”一位监狱民警表示。

2020年10月，监狱民警在入户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情况。受访者供图

引进专业组织：2万字的档案和300多页的服务指南

在高静看来，想做好保障工作，只靠政府工作人员是不够的，还需要和社会组织的配合，“我们需要引入专业化力量。”

宝鸡市未保中心是陕西省最早尝试引进专业社工组织的官方救助机构之一。

宝鸡市未保中心主任杨珺已经做了20多年的儿童救助工作，她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家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与中国合作救助流浪儿童，经民政部门批准，宝鸡市未保中心成了这个项目的中国合作方。

他们在当地招募有意从事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并为他们提供社工、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培训。项目运转几年后，宝鸡有了第一批专业社工。2006年合作结束后，留下的中国社工们重新组建了一个本土的援助组织，在陕西多地提供社工服务。

“政府做不了也不适合做所有事情，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张柳表示，儿童专业服务可以交由社会组织完成，政府只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来加以规范和引导。

2013年，渭南未保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了专业社工组织，为救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入户探访、零距离探监、家庭关系修复等服务。

其专业性很快显现。在渭南未保中心，专业社工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一份档案，里面包括基本信息登记表、风险等级评估表、援助登记表，详细记录着孩子在救助过程中的变化。

在李阳的一份援助登记表里，社工记录了他在2020年5月份之后的一次情绪波动。当时他接到了来自父亲的电话，了解到父亲几个月后即将出狱，心绪难平，社工用心理游戏、进行专业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他平复心情、正确面对。

整个过程被社工细致地记录在档案中，方便对他的状态进行回顾分析，以及帮助后续接手的其他社工了解情况。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档案甚至会详细到每次约见心理医生的时间、李阳参与心理游戏时的具体表现——他在“我的感受树”纸上写下了“心累、心烦”的字眼。

在一份风险等级评估表中，孩子的自身状况、家庭生活水平、监护水平等内容被量化为直观可操作的评分。例如，孩子的监护人为60岁以下的祖辈和成年兄姐计8分，祖辈监护人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减1分，成年兄姐如有其他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或老人，每有1个减2分。

不同的评分等级对应不同的救助方式。分数越低，意味着需要救助的程度越迫切。若分数低于60分，孩子需要被接到未保中心进行集中养育。60分以上，孩子可以居家生活，未保中心提供教育引导、心理支持等援助。

目前，渭南未保中心已经为213名孩子建立了档案，仅李阳一人，8年来的电子档案已经达到两万多字。

在社工办公室，放着一本厚厚的“大词典”——《渭南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零”距离服务指南》（下称《指南》），这是由渭南未保中心和渭南新星共同编写、出版的。《指南》的编写持续了近十年，现在仍在进一步细化。

渭南市未保中心编写的服务指南。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

这本300多页的服务指南分为八章，记录了渭南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整理分析了相关政策、此前的救助工作和具体案例。

例如，指南中制定了一份指导孩子们学习的规范化流程，连如何管理孩子写作业、谁来给作业签字、是否需要报辅导班等都有明确规定。渭南未保中心有一间教室，孩子们放学后在那里写作业，社工会严格按照指南中的流程辅导、监督孩子写作业。

李阳偏科严重，英语较差，理科较好，社工会按照指南中“强化性训练”流程，让李阳补习英语，继续强化物理和数学。

另一个能够体现出专业性的细节是，当记者提出需要部分孩子的档案作为素材时，社工发来的档案中，孩子的姓名、家庭情况甚至身高体重等信息都被改动，以防泄露个人信息。

《指南》中的儿童学习流程。新京报记者韩沁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