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忽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连续性，其实二战的爆发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一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就为二战埋下了伏笔。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沃森在《铁壁之围》中，首次以一战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的视角重新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历山大·沃森不仅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柏林和维也纳政治人物的影响，还关注这次大战对中欧地区民众所带来的深重创伤。

沃森认为，由于一战后协约国并没有对一战的战犯及其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这为纳粹党的排犹政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原则使得帝国破裂，让一战后中欧东部地区留下了无尽的民族纷争和战争隐患。一战作为一场损失惨重的现代战争，为战败国的民众留下了无尽的创伤，民众的痛苦最终演化为了战争的暴力。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铁壁之围》。

《铁壁之围》，[英]亚历山大·沃森著，宋昊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一战主要战犯未受审，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在1918年秋天停战之后的几个月里，在战火的余烬中形成的美丽新世界固定成型。在战胜的协约国领导人于巴黎热切地讨论着欧洲大陆的未来之时，新诞生的中欧各个民族国家正在巩固对本国领土的控制，以武力夺取存在争议的地区——通常都会牺牲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共和国。

协约国与德国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了在西部结束战争的条约。为了增加敌人的耻辱感，法国人将条约签字地点选在了凡尔赛宫的镜厅——近半个世纪前，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正是在这里宣告成立的。就像是作为事后添加的事物一样，与新的奥地利的条约于1919年9月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此后对革命的血腥镇压，直到1920年6月，战胜国才与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

到此时，旧秩序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旧秩序的成员并未吃到多大苦头。德皇威廉二世于1918年11月10日进入荷兰。11月28日，他正式退位。最初18个月的流亡中，他确实过得提心吊胆。开支紧张，前途未卜。他蓄起了胡须，这样自己就不那么容易被认出来，到1918年和1919年之交时，他甚至开始装疯，以期免于被引渡回国。

然而，一切迎来了喜人的结局。荷兰人不情愿地保护了他。依据《凡尔赛条约》第227条含糊形容的“对国际道德与条约神圣性的极大侵犯”来审判他的国际决议最终渐渐偃旗息鼓。威廉在荷兰村庄多恩的附近购置了一处有壕沟环绕的美丽庄园，他的皇家作派使得邻居们都畏而远之。他的妻子于1921年4月去世，不过一年之后，时年63岁的他又迎娶了35岁的寡妇——舍恩爱赫-卡罗拉特亲王妃赫米内。在1941年6月4日去世时，他虽然郁郁寡欢，却算不上心怀愤懑。卡尔皇帝的命运要更为奇特。在放弃了军权以避免在对意停战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他在1918年11月11日放弃了一切参与奥地利国家治理的权利。

威廉二世

但是，他从未正式退位。在1921年他两次试图取回匈牙利的圣斯蒂芬王位之后，协约国认定他对欧洲稳定造成了威胁并将他和家人从流亡地瑞士迁到了偏远的马德拉岛。1922年4月1日，时年34岁的卡尔因流感在马德拉去世。与同盟国其他各个领导人的遭遇不同，后人对于这个孱弱而怯懦的人的记忆带有些许好感，可能部分原因在于，跟大多数人不同，他从未写过一部为自己费力脱罪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他没能在战争期间创造奇迹，没能将自己的臣民从苦难与流血中拯救出来，但有些人宣称，卡尔在战争之后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小小的壮举是，在卡尔去世之后，一位患有静脉曲张的巴西修女在向他祈祷后便痊愈了。2004年10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这位哈布斯堡末代皇帝行了宣福礼。

尽管协约国宣称要惩罚那些在其看来应当为这场恐怖的战争负责的人，但同盟国的其他战时领导人并没有受苦。到1918年，在引领同盟国走向战争的诸位领导人中，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了。在1914年担任奥地利首相与匈牙利首相的施图尔克与蒂萨都在战争期间遇刺身亡。普鲁士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916年沮丧地去世。前任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活过了战争，在所有战时领导人中，他是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和辩护。

1919年6月，一得知协约国有意审判德皇威廉，他便慨然向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致信，要求代替自己的主人受审。“依据帝国的宪法，”他提出，“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要为皇帝的政治行为负全部责任。”霍尔维格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复。协约国简单化地将这场大战看作德国的罪行，这就使得存活下来的哈布斯堡领导人被置之不理了。1914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贝希托尔德伯爵比大多数人对这场战争的罪责都要大，但他获准不受烦扰地退隐到他在匈牙利柴普赖格的庄园，1942年，他在那里去世。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的罪责要轻得多，但他参与过1914年7月召开的、策划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大臣联席会议，1919年，他为法国的新盟国——新独立的波兰——担任财政大臣。

最为重要的是，甚至没有一位军方高层人士受到审判。倘若在今天，在1917年前担任哈布斯堡总参谋长的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在任何战争罪行审判中都会是一名主要被告，这既是因为他在挑起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因为他是1914年屠杀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族平民的军队的指挥官。但协约国对于哈布斯堡政权并不怎么在乎，对于东欧死难的农民们更加不在乎。赫岑多夫被放过，得以去写作回忆录而发财；1925年8月，他在德国南部怡人的温泉城巴特梅根特海姆去世。

协约国也曾短暂地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但在重新考虑后又决定放弃这一做法。在战争的后两年里领导德国的这对军事搭档有着迥然不同的未来。在战败之后，鲁登道夫陷入了可悲的境地。1918年11月中旬，因为害怕留在柏林会被处以私刑或被审判，他逃离了这座城市。

此后他隐居瑞典，写作了一系列自艾自怜的回忆录，直到革命的风潮止息。在他返回德国之后，他变得越发偏执，将犹太人当作了他倒台的替罪羊。他投身于极右政治之中，是纳粹1923年慕尼黑暴动的共谋者之一，但他在1925年参选总统时遭遇了难堪的惨败。与其相反，兴登堡在战争结束时名声未受损害。他在1918年11月重返德军领导位置，成功地将第三最高统帅部军事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了平民与据说在忠诚的士兵“背后捅了一刀”的政府身上。为了重新充当德国的象征性领袖，他还能够利用他的战时名气。1925年，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后，兴登堡参选总统并胜出。1933年，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他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