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十四天，强奸未遂打麻将？(2)

对于赵宇的遭遇和李某的逍遥，不少网民总结为“见义勇为十四天，强奸未遂打麻将”。这样的调侃，绝不能只当成一句笑话飘过。

就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赵宇的行为阻却了李某的不法侵害，保护了邻居小邹的人身权益，构成了正当防卫。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他踹了李某一脚，很难说超过必要的限度。赵宇不是“天残脚”般的武林高手，他很难预料到这一脚会构成李某的“重伤二级”。

只不过，目前刑法层面的制度设计，显然抬高了正当防卫的“门槛”。这已经导致了多起类似赵宇这样“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也使得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了明哲保身的生存态度，束缚了见义勇为者的手脚。

首次提出制定公民救助保护法建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2018年曾坦言，见义勇为美德的消亡，更多的是基于各种客观因素，使得人们有一种“愿意出手相救却担心背恶或反受牵连”的忧虑，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人开始抱着“我做了好事会招来无数麻烦”的心态，更糟糕的是，这种情绪正在社会上弥漫开来。

毫不夸张地说，“见义勇为十四天，强奸未遂打麻将”，显然是一种“恶的示范”。

常识

也有律师指出，赵宇应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在制止犯罪嫌疑人继续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时，采取的度一定要把握准确。通俗来说，就是见义勇为要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

可是，在紧急情况下，要求赵宇既能解救邻居小邹，又要制止施暴者李某，还要精准把握好自己这一脚的力度，踹开坏人还不能踹伤，是要求赵宇先做一遍物理上的力学研究么？

这样的见解，实际上陷入了法条的本本框架，大大有违了常识。

什么是常识？常识是特定社会中人性、人心最本源的形态，是社会需要的最低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也是现代法治不可或缺的人性基础和人民基础。

进一步来说，见义勇为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美德，也是当今社会大力鼓励和提倡的行为，法律应当让见义勇为者放下思想包袱，而不是有所顾忌，畏首畏尾。

之前有很好的例子。在2017年的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案中，面对肇事者家属提出的60万元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振彪作为普通公民，发现违法行为，挺身而出，予以制止，属于见义勇为，旗帜鲜明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令人欣慰的是，在刚提到的的深圳案件中，深圳南山检察院对小涂涉嫌故意伤害案作出不批捕决定。在本案当中，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也作出了不批捕决定。

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因此，检察院作出的不批捕决定，应当对立法者有所触动。

很多国家对本案的争议有明确的立法。如《新加坡刑法典》第79、80条规定，任何人善意地认为其依法实施的是正当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具有犯罪动机或意识，以适当的注意与谨慎，并以合法方式和合法手段实施合法行为而产生意外或不幸，不构成犯罪。《瑞士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人由于可原谅的慌乱或惊慌失措而防卫过当的，不处罚。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强好人所难。

舆情

除了对赵宇14天的刑事拘留，福州警方还有一个细节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昨日福州警方回应称，“舆情发生后，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地应对处置”。很多人反问，如果这件事不发生舆情，是不是就不要积极应对了？

岛叔此前也说过，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产生着强烈的共存共振。现实中细微之事，通过网络放大和扩散，很可能在现实中影响巨大。再微小的声音，再微妙的围观，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形成时代的回响。

这也形成了舆情通常的发生路径：事情发生后，当事人求助无门，然后事情在网上曝光，引发媒体和网友关注，进而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结果是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公安机关身处执法一线，类似赵宇案引发的涉警舆情，传播快、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对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福州警方积极地应对处置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应对舆情不是目标，重要的还是在解决好反映的问题上下功夫，规范执法，取信于民。

结合中央政法委提出的舆情处置“三同步”工作要求来说，依法办理才是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回到“先把人关起来再查案”的办案逻辑。

再回到本案一开始，赵宇的见义勇为行为构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警方需要依法确认。如果李某就此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法院也应该依法确认。而不是如媒体最新披露的李某给赵宇父亲电话里说的那样，调解后可以将赵宇三至七年的刑罚，降低到一年半到一年，“看能不能不判刑“。

诚如《人民日报》所言，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对赵宇案的关注，或许眼前会让福州警方一时难堪，但长远来看，这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见义勇为风气，以及改善完善法律制度，难道不是利莫大焉？

来源/侠客岛文/蔡斐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