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新东方2019财年第二季度的亏损也有特殊原因，2018年是教育行业政策大年，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场所标准、师资水平、合规要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格程度。
对于教育培训机构来说，2018年新增的主要是“合规化”成本，项目包括消防环境的改造升级；少儿业务要保证在三层楼以下办学（租金更高）；数万名培训教师还要考教师资格证，对这部分人的培训，考试，都在产生成本。刘梓辰告诉记者，“新东方一千多个教学点，都要在有限时间内一次性完成这些工作，成本是很高的，当然，这些成本也不是每年都产生，一次性投入大量成本后，消除了很多隐患，这些钱以后不用花了”。
俞敏洪剑指管理层的主要因素，更多是新东方外部整体形势的变化。相比几年前教育行业资本火热的时期，近年来，“资本寒冬”常常挂在教育行业从业者嘴上。宏观形势的变化反映到了企业家的管理哲学上。
刘梓辰说：“新东方前几年大发展时期，内部管理氛围是相对宽松的，但受大环境影响，业绩增长高峰时期告一段落，相对来说，就是到了过苦日子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要保证企业健康，各方面的要求都要更严格一些，要减少铺张浪费，减少形式主义。”
提出问题诚可贵，解决问题价更高
新东方的管理，得失是什么？要怎么改？
在刘梓辰看来，内部言论宽松是管理文化上的一个大优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很多问题暴露了很多年，但对很多问题比较难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有很多‘深水区’”。
提出问题12万，解决问题价更高。考虑到新东方内部管理的多种症状，俞敏洪的计划是要尽快实现产品、运营的“三化”——标准化、流程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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